徐怀宁（扬州大学）、李辛熠（南昌大学）、田亚男（华南理工大学）、崔娅楠（上海财经大学）

《突破藩篱：虚拟集聚与资本跨区域流动》，《经济评论》 2026年第4期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近年来中国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核心议题。然而，长期以来，市场分割与信息不对称如同一道道“隐形围墙”，让资本在跨区域流动时面临高昂的制度性成本与不确定性。企业若想走出本地、布局全国，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调研、适配与信任建构成本。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悄然改写这一格局。虚拟集聚这一新兴组织形态，正成为打破空间壁垒、驱动资本要素自由流动的关键力量。

区别于传统意义上企业扎堆于某一地理空间的产业聚集，虚拟集聚是指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数字协作平台与数据共享机制，突破物理边界，在虚拟空间中实现跨地域的资源聚合、信息互通与协同运作。在这种模式下，身处北京的企业可以实时掌握成都供应链的动态，位于上海的研发团队能够与深圳的合作伙伴无缝协作，而无需承担设立实体基地的重资产投入。这种“无边界”的协作网络，正在重塑企业投资的地域逻辑。

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研究揭示，虚拟集聚对企业异地投资具有显著且稳健的促进作用。换言之，那些深度融入虚拟协作网络的企业，更倾向于在母城市之外设立子公司、拓展业务版图。这一发现并非偶然。在控制了一系列企业特征与宏观因素后，虚拟集聚的“破壁”效应依然成立，且通过了多种稳健性检验，包括工具变量法和准自然实验等。这意味着，虚拟集聚与资本跨区域流动之间的正向关联，具有可靠的因果基础。

那么，虚拟集聚究竟通过何种机制发挥作用？研究识别出两条核心路径：知识溢出与规模经济。在知识溢出维度，虚拟集聚如同为企业搭建了一张覆盖全国的“知识雷达”。通过云端协作、远程研发与专利信息共享，企业能够跨越地理阻隔，精准对接异地高校、科研机构与产业链伙伴的创新资源。这种连接不仅缩短了异地投资前期的市场调研周期，降低了试错成本，更让企业能以轻资产方式快速吸收外地的技术专长与行业知识。对于那些技术密集、信息敏感度高的投资决策而言，这种知识获取能力的提升，显著缓解了对未知市场的风险顾虑。在规模经济维度，虚拟集聚则通过数字平台的算法匹配与数据要素流动，重构了传统制造业依赖物理扩张的规模报酬路径。企业无需在异地大规模购置固定资产，便可通过共享资源平台按需调用异地的劳动力、生产设备与仓储设施。供应链上下游的智能匹配，优化了原材料采购与库存管理，降低了物流周转成本。更重要的是，当大量企业通过虚拟网络形成协同生态，共享技术标准、市场渠道与客户资源时，单个企业的运营成本被压缩至行业低位，而生态整体的竞争力却持续放大。这种网络规模效应显著提升了企业异地投资的收益预期，促使资本更主动地流向具有战略价值的潜力区域。

值得注意的是，虚拟集聚的赋能效果并非“一刀切”。研究发现，倘若企业面临较高的资产专用性转换成本，譬如实物设备难以迁移、人力资本结构固化或供应链关系深度绑定，虚拟集聚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这是因为数字平台为企业提供了柔性转型通道，降低了对本地专用资产的依赖，减轻了战略调整的沉没成本压力。同时，处于快速扩张期的成长期企业，由于资源需求旺盛、市场拓展意愿强烈，更能借助虚拟集聚的平台效应实现异地布局；而对于成熟期企业，这种效应则相对有限。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虚拟集聚驱动的异地投资不仅优化了微观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更带来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当资本突破地理桎梏，流向需求旺盛、资源适配度更高的区域时，整体经济的资本错配问题得以缓解。与此同时，运营规模的扩大与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为企业改善员工薪资待遇、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坚实基础，形成了企业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互动。

面对这一趋势，政策制定者与企业管理者均需重新审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价值。政府层面，应加快统一行业数字协作平台的建设，明确数据共享规范，保障数据安全与有序流通；针对转换成本较高的传统制造或重资产企业，可通过数字化改造补贴、税收优惠与分阶段接入方案，降低其融入虚拟集聚网络的门槛。企业层面，则需主动将虚拟集聚纳入战略规划，初创期企业应善用平台的资源对接功能降低信息不对称，成长期企业应依托云端协作快速响应扩张需求，成熟期企业则应聚焦产业链整合与协同创新。

虚拟集聚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地理现象，正在证明：当数据的流动取代货物的搬运，当屏幕的连接替代围墙的阻隔，资本要素便能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实现高效配置。这既是数智时代赋予中国经济的新机遇，也是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