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树金、李丹（湖南大学）

《经济评论》 2026年第3期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虽实现了出口规模的快速扩张，但贸易收益并未实现同步增长，面临“低端锁定”的发展风险。如何打破这一困局、培育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竞争优势，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度持续下降，中间品市场“内向化”趋势明显，但传统模式下国内中间品采购环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效率低下等问题，仍制约着制造业企业的国内价值创造。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在此背景下，作为经济运行的“黏合剂”，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能否通过畅通中间品市场“内循环”，为制造业企业带来更高的出口贸易利得？回答这一问题，对于建设贸易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生产性服务业以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研发及科技服务为主导产业，贯穿制造业生产上下游各环节，在国民经济循环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占据关键地位。伴随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服务业凭借对信息技术更强的吸收能力，成为信息技术革命的“部门先锋”。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强调以基础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并将数字平台构建作为服务交付与价值创造的重要载体。理论上，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可通过破除国内中间品市场信息壁垒与减少交易摩擦，从集约边际和广延边际两个维度优化国内中间品投入结构，从而提升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具体而言，在集约边际方面，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通过优化市场流通效率与匹配精度，降低企业搜寻和使用国内中间品的门槛与成本，增强制造业企业对国内中间品市场的依赖度。在广延边际方面，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通过构建高效信息平台，显著降低市场交易的搜索、运输等信息摩擦成本，扩大了企业的中间品选择范围。国内中间品种类的增加，降低了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从而推动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同时，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还通过知识技术溢出与全流程质量管控优化，持续提升国内中间品供给质量，高质量中间品投入能够显著增强企业的价格加成能力，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中国各省份投入产出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运用空间滞后解释变量模型系统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空间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不仅显著提高了本地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还对周边城市产生了具有区域边界的正向空间外溢效应。机制检验表明，该积极效应通过优化国内中间品市场实现，表现为拓展国内中间品投入集约边际与广延边际。进一步的空间交互效应分析显示，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能释放更强的辐射作用，显著提升周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此外，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引致的地区间资源再配置，也是提升区域整体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重要途径。

综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纵深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进程，弥合区域数字化发展鸿沟。各地区应抢抓数字经济机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上云用数赋智”，打造数智化设计平台、智慧供应链等与制造业需求相适配的服务载体。针对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进一步加大欠发达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构建跨区域公共服务云平台，降低数字化转型成本与技术门槛。第二，激活国内中间品市场潜力，释放数据要素配置效能。在保障数据隐私安全的前提下，完善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机制，推动高价值公共数据有序开放，进一步打通产业间数据流通壁垒，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平台互联互通，破除信息孤岛，提升数据要素配置效率。第三，实施差异化空间发展战略，强化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的空间辐射效能。大城市应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集聚优势，增强其辐射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中等城市应聚焦本地制造业主导产业需求，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特色化发展；小城市则应明确工业“腹地”定位，积极承接大、中型城市产业转移，逐步培育与本地制造业发展需求相匹配的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供给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处于持续推进中，生产性服务业的商业模式与组织架构仍在不断演进。本文主要使用数字产业在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投入反映行业层面的数字化程度，然而传统的数字产业资本深化或许难以准确刻画生产性服务业在业务流程和商业模式的数字化变革。未来研究可从商业生态及组织结构等视角出发，多维度刻画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进程，以提供更丰富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