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华、袁嘉妮（华中科技大学）

《经济评论》 2026年第3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然而，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链格局深度调整相互交织，围绕科技前沿和产业主导权的国际竞争更趋激烈。面对这一变局，一个深层问题浮现出来：传统发展经济学大多以西方先发国家的历史经验为蓝本，隐含着一条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的线性演进逻辑。许多后发国家盲目追随这一路径，结果陷入“过早去工业化”或“产业空心化”的陷阱。那么，中国作为全球工业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国家，能否突破这一线性逻辑，走出一条产业体系整体跃升的新路？本文旨在通过梳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实践经验，提炼规律性认识，拓展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探讨当前面临的主要瓶颈与突破路径。

面对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的压力，中国通过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即“两业融合”），在结构变化中强化制造业的核心功能。自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以来，两业融合经历了从理念倡导到制度安排的系统性落地。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稳定在25%左右；服务业占比达到57.7%，两者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共同壮大。为什么中国能够避免制造业空心化与服务业低端化的困境？深层机制在于三个条件：一是地方政府从提供“税收洼地”转向投资算力中心、标识解析节点等公共数字基础设施，降低了传统制造企业向服务环节转型的沉没成本；二是庞大的传统制造业体量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三是在长三角等地区，产业工人与软件工程师的同城集聚，促进了“硬件+软件”方案的协同改进。

基于上述实践，本文提炼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第一，制造业的核心功能不取决于其比重高低，而取决于其在经济体系中的不可替代性。第二，产业升级不是简单的“退二进三”，而是在三次产业深度融合中实现结构优化。第三，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是推动产业体系持续升级的制度保障。第四，统筹发展与安全，确立大国产业的“系统集成”规律。

从理论内涵看，传统西方结构主义经济学将三次产业的“结构比例”变迁作为衡量产业升级的唯一标尺。中国实践突破了这一表象视角，实现了从“比例演进”向“功能跃升”的模式升级。具体而言，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生产力跃升驱动产业关系重构的必然产物，是大国应对全球价值链非等价交换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产业实体形态与资本循环功能的辩证统一。在基础支撑层面，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建立在六个相互支撑的基础之上：以实体经济为根基、以创新驱动为核心、以绿色低碳为底色、以安全韧性为底线、以融合协同为路径、以普惠共享为目标。这六个基础分别回答了“靠什么支撑、朝什么方向演进、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在动力机制层面，可以提炼出三大核心动力：供需双侧协同动力、科技创新核心动力与产业协同网络动力。供需双侧协同解决了“为何发展”的市场动能问题，科技创新回答了“靠什么发展”的技术核心问题，产业协同网络提供了“如何组织发展”的生态支撑问题。三者共同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四个方面对传统发展经济学进行了拓展。一是从关注数量比例变化到强调质的内在演进。制造业比重的相对下降不等于功能弱化，产业升级的核心在于技术复杂度和产业协同能力的全面提升。二是从依赖自发演进到强化目标导向与战略赶超。通过明确的战略目标引导资源集中，弥补后发国家单纯依靠市场的不足。三是从要素禀赋驱动到供需双侧的高水平互动。超大规模市场可以在需求侧反向牵引技术升级，使产业体系获得更强劲的内生动力。四是从单纯的效率优先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统筹，在效率与安全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当前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仍面临三个深层次的制约。第一，产业体系“大而不强”的结构性短板突出。在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基础软件、基础制造工艺及装备、产业技术基础“五基”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系统性差距。第二，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衔接不畅。基础研究支撑不足，产学研深度融合有待加强。第三，要素配置与产业生态存在系统性障碍。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重偏低，早期科技企业融资难；数据市场确权难、定价难。

针对上述瓶颈，本文提出四条战略路径。第一，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根本驱动力，打造产业发展新动能。强化基础研究源头供给，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第二，以先进制造业集群为关键抓手，锻造产业竞争新优势。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第三，以优化国际分工与保障产业安全为战略底线，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在开放合作中构建多元稳定、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体系。第四，以构建一流产业生态为基础支撑，激发市场主体新活力。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