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松（中国人民大学）、田思远、周钰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王康怡（暨南大学）
《经济评论》 2026年第3期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并行推进的阶段。如何在扩大开放中推动绿色转型，如何使全球资源配置服务于国内制造业低碳升级，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传统观点往往将企业减排寄托于环境规制、末端治理和能源结构调整，但一个更具微观基础的问题是：企业进口中间品的结构变化，是否也会影响其污染排放？换言之，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否通过优化企业投入结构，推动绿色生产方式形成？
本文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研究。与以往侧重进口规模或贸易自由化效应的文献不同，文章将关注点放在中间品进口结构优化上。中间品是企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投入，既包括零部件、原材料，也包括嵌入生产环节的设备和专用材料。其来源是否多元、种类是否丰富、质量是否更高，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工艺、资源利用效率和污染生成强度。因此，中间品进口并不只是扩大要素流入的过程，也可能成为企业接触先进技术标准、改善投入质量和推动绿色升级的重要渠道。
为检验这一机制，本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构建企业层面的生产、贸易与污染排放数据。通过将进口来源地与HS六分位产品编码相结合，刻画企业中间品进口结构的优化程度，并以单位产值的SO2排放强度衡量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结构优化显著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这一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从作用机制看，中间品进口结构优化主要通过两条路径推动企业减排。第一，提升进口中间品质量。当进口来源和产品组合更加多元时，企业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比较、筛选和替换中间投入品，从而获得质量更高、技术标准更先进、生产适配性更强的投入。高质量中间品往往内含更严格的工艺要求和更高的能源利用效率，有助于企业改善生产过程，减少单位产出的污染生成。第二，促进绿色生产技术应用。中间品并非单纯的物质投入，其背后往往承载着生产技术、环保标准和管理经验。企业在使用更高标准的中间品时，需要进行设备调整、流程优化和工艺适配，由此带动清洁生产和资源循环利用能力提升。文章以重复用水率作为绿色技术应用的代理指标，发现中间品进口结构优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资源循环利用水平。
更进一步，本文区分了污染产生环节与末端治理环节。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结构优化主要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SO2生成量，而对末端治理去除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发现表明，开放带来的绿色效应更多发生在生产前端，而不是依赖事后治理。也就是说，企业通过改善投入品结构、提升投入质量和优化生产工艺，可以在污染形成之前降低排放强度。这种源头减排方式更契合制造业绿色转型的长期方向，也为理解开放与环保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
本文还发现，中间品进口结构优化的减排效应具有明显异质性。对于上游垄断程度较高行业中的企业，进口结构优化的作用更为突出。这类企业在国内市场获取中间品时往往面临选择有限、价格约束较强等问题，进口能够帮助其突破部分上游供给限制。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这一效应同样更加明显。由于民营企业在融资支持、供应链议价和要素获取方面通常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优化进口来源和产品组合更能帮助其改善投入质量。相比之下，一般贸易企业比加工贸易企业更能将进口结构优化转化为绿色收益，因为其在进口决策、生产组织和工艺调整方面具有更高自主性。
上述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启示。首先，应在扩大进口的同时更加重视进口结构优化，引导企业增加先进设备、关键零部件和高质量中间品进口，特别是加强与技术水平高、环保标准严的经济体之间的中间品贸易联系。其次，应完善企业技术吸收与工艺转化支持体系，推动进口中间品从“进入企业”进一步转化为“改变生产”。政府可通过绿色技术服务平台、清洁生产改造支持和供应链信息服务，提升企业对高质量进口投入品的消化吸收能力。最后，应针对一般贸易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受上游供给约束较强的企业实施差异化支持，降低其国际采购、供应商匹配和技术适配成本。
整体而言，本文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绿色效应落实到企业投入结构这一微观层面，说明开放的价值不仅在于规模扩张，更在于通过结构优化改善资源配置和生产方式。对于正在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制造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中国而言，这一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绿色转型不能只依赖末端治理，也需要从生产源头和投入结构入手；高水平开放不能仅追求进口数量，更要关注进口质量、来源结构和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开放与绿色并非相互分离的政策目标，二者可以在企业生产过程的深层调整中实现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