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登科、王寻喻（复旦大学）

《经济评论》 2026年第3期

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常被视为彼此冲突的目标。从马尔萨斯的资源悲观论，到《增长的极限》，再到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经典理论大多预设了一个发展路径：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往往需要忍受环境质量先恶化、后改善的阵痛，环境破坏似乎成为发展过程不可避免的代价。然而，中国近年来的发展轨迹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实践样本：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并没有陷入环境持续恶化的陷阱，而是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健增长的同时，实现了环境质量的显著改善。

探索这一独特的发展道路，首先需要回归中国绿色发展的典型事实。如果以2012年为关键基准年份来看，中国在宏观经济总量（GDP）持续跃升的同时，碳排放强度与污染水平增速却显著下降。空气质量方面，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为分水岭，全国PM2.5平均浓度实现了显著下降；碳排放方面，虽然碳排放总量仍在达峰过程中，但其增长率大幅回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依赖减弱。进一步聚焦更深层的能源结构转变：2012—2024年，中国煤炭消费占比从68.5%下降至53.2%，而清洁能源占比则从9.5%跃升至28.6%。这些事实均说明中国并没有重走西方老路，而是在发展的同时实现了绿色的内生演化。

那么，中国究竟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兼顾，走上绿色发展之路的呢？本文由此深入剖析了这一现象背后的理论逻辑。

这一道路的逻辑起点在于宏观目标的根本性重构。中国跳出了将环保视为纯粹成本或外生约束的传统视角，而是创造性地将生态环境培育为新质生产力，把绿色要素直接纳入宏观生产函数之中。只有不再把生态保护视作经济的绊脚石，而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经济与环境才能够实现双赢。

在确立宏观目标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构成了这一转型的制度基础。一方面，中国通过设定环保硬约束，将生态保护内化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约束条件；另一方面，市场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绿色转型提供了更为精准的信号激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保持了高度的跨期政策稳定性，这极大降低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为企业提供了长期稳定的预期，从而成功激发其投入绿色研发的意愿。

在微观动能的激发上，企业绿色创新带来的定向技术进步是打破高碳路径锁定的核心。环保政策改变了企业的收益成本预期，从而促进其由高碳向清洁领域的定向技术进步。在此基础上，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红利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创新动能：庞大的市场需求触发规模报酬递增机制，迅速摊薄了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制造成本，实现了降本替代。这种定向技术进步引导与规模效应的叠加，让绿色转型具备了长期可持续性。

此外，面对复杂的转型挑战，中国还采取了动态优化的治理策略。一方面，依托渐进式试点推进环保政策，既保障了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又提供了充分的容错空间。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治理赋能。高效的数据协同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难题，不仅极大地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还为精准施策提供了支撑。

中国的发展实践不仅为化解传统环境治理中的市场失灵难题提供了新思路，更是对发展经济学理论作出了以下三方面的原创性贡献：其一，将生态环境培育为新质生产力，成功将绿色要素内化至生产函数，论证了经济与环境的双向促进路径；其二，政府的环保硬约束与长期政策稳定性，有效化解了不确定性对绿色投资的阻碍；其三，通过环境规制与结构性产业政策，改变清洁技术与污染技术的相对利润率，并借助市场需求的释放推动清洁技术的规模化应用，这充分验证了驱动定向技术进步清洁化转型的现实可行性。

面向未来，为持续深化绿色发展实践，政策着力点可聚焦于以下几个维度。首先，依托碳市场等精准价格信号，激活企业主动创新的内生动力。其次，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探索跨区域的生态补偿与完善的转移支付体系，确保绿色红利公平共享。最后，在应对全球气候博弈中，需加快构建与国际互认的碳足迹核算体系以形成内外合力。这种兼顾市场效率、区域公平与国际视野的发展深化，必将为中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绿色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