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郑江淮（南京大学）

《经济评论》 2026年第3期

中国经济正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深度转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新质生产力培育也迫切需要创新体系系统性升级。尽管我国研发投入持续增长，科技产出规模已跃居全球首位，但是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依然突出，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未能与创新投入同步提升。这种创新投入产出的结构性失衡以及创新链与产业链脱节的现象，不仅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也使我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面临被动局面。如何系统理解大国创新发展的内在规律，破解当前创新转型的困境，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长期以来，主流内生增长理论为理解发达经济体的创新驱动增长道路提供了重要视角，但这些理论大多基于稳态经济特征构建，存在明显局限。多数研究侧重于技术环节的局部分析，未将教育、人才、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过于关注平衡增长路径，对经济转型的阶段性特征和动态过程缺乏深入探讨；政策建议也多集中于单一工具，忽视不同政策之间的耦合效应。这些理论缺陷导致其难以完整解释后发大国在创新追赶过程中呈现的非平衡发展、阶段性演进以及创新链和价值链协同等独特特征，也无法为当前的创新转型提供充分的理论指导。

针对当前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本文构建创新链与产业链协同演化的一般均衡概念框架。该框架将创新链视为内生演化的树状知识生产网络：基础科学部门是根系，为其他节点的创新活动提供底层原理支撑；通用技术研发部门是中心度极高的树干，连接着基础科学与细分应用领域，其变革普遍引发知识生产网络各个节点的技术颠覆；专用技术研发部门是存在大量分支的枝干，聚焦于特定方向的局部技术创新；工艺和外观等方面创新处在末端，追踪市场需求且更新频繁。人才是创新活动的核心要素，通过教育与职业选择在创新链的不同环节配置，人才在知识生产网络上的分布结构直接决定不同类型知识前沿的扩张方向与速度。想象树状经济网络是二维的，一个维度是产品生产（重复性劳动），另一维度是知识生产（创新性劳动）。产业链是创新链的映射，不同类型企业对应创新链的不同环节，共同构成了相互依存、协同演化的经济系统。依据企业的知识生产网络位置及对应的创新投入和知识组合，厂商可分化为科学基础型（Science based）、专业供应商型（Specialized Supplier）、规模密集型（Scale Intensive）和供应商主导型（Supplier Dominated）四个类型。

从动态和网络一般均衡的视角看待这一框架，大国创新发展依次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产业与技术兴起期，此时人才与技术积累不足，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工艺外观层面，经济增长依赖生产要素积累。第二阶段是产业规模化驱动期，资本深化推动分工和专业化，规模密集型企业成为主导厂商，产出增长得益于要素向高效率行业的再配置。第三阶段是技术专业化驱动期，企业生产活动内部化的成本上升，加速产业链垂直专业化发展，大量掌握专用技术的供应商涌现，创新重心转移到知识生产网络中层节点，市场技术研发活跃。第四阶段是科学驱动期，技术专业化的红利逐步释放完毕，基础科学缺口成为创新发展首要问题，掌握关键和通用技术的科学基础型企业主导产业链发展，经济进入平稳高质量增长阶段。此外，创新发展在空间上呈现梯级分布与集群互补特征，国内不同地区可以依托自身禀赋形成差异化的创新分工，而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则为化解全球化冲击提供了重要支撑。

本文的一般均衡概念框架对创新发展提出了五点政策建议。首先，要树立整体战略观，统筹考虑教育、人才、科技与产业发展，加大基础学科投入力度。其次，实施差异化的产业政策，重点支持科学基础型行业发展，培育有全球竞争力的通用技术厂商，同时引导专业供应商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第三，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人才体系，优化创新人才的行业和区域配置。第四，立足创新发展转型的要求，引导创新资源向创新链前端倾斜，推动科学偏向性的知识前沿扩张。最后，完善空间发展战略，统筹布局全国性技术走廊与科技集群，避免区域同质化竞争，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创新地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