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子恒（山东财经大学）

《经济评论》 2026年第2期

交易成本理论是解释企业分工问题的经典理论。其认为当企业生产依赖于多个中间生产环节时，企业面临是进行专业化分工还是纵向一体化的选择，企业的分工选择边界由外部交易成本与内部控制成本的权衡所决定。这种权衡过程可解释为：当企业外部交易成本较低时，企业倾向于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相反，当企业内部控制成本较低时，企业倾向于将资源配置内部化，从而促进企业纵向一体化。

近年来，在各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深的背景下，制造业国际竞争格局已由产品竞争演化为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产业链供应链竞争，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重要性愈发明显。企业专业化分工强化了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协作关系，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重要力量，因而，在制造业新竞争格局下，企业专业化分工的驱动因素需要被进一步挖掘。当前，智能制造已成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智能制造是制造强国建设的主攻方向。那么，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加速推进的现实背景下，智能制造能否成为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机遇，该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从理论上讲，智能制造对传统制造业的转型改造体现在企业采购、加工、组装、管理、服务等多个环节，不仅能够实现数据信息在供应链内的共享，起到降低企业信息搜寻成本、合同成本以及外部监督成本等外部交易成本的作用；还能够实现从组装工序或原材料到产成品的一体化协同，起到降低企业生产协调成本、资源管理成本以及内部监督成本等内部控制成本的作用。因此，智能制造能否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是一个有待实证检验的问题。

本文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解释了智能制造与企业专业化分工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采用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引入“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行动”的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智能制造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首先，智能制造能够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该研究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且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是智能制造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的重要机制；其次，相较于位于低竞争行业、高运输成本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智能制造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效果在位于高竞争行业、低运输成本城市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中更强；最后，智能制造还可以通过提升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依据主要研究结论，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首先，政府应引导智能制造企业聚焦于主营业务，通过加强财政和金融支持，扶持智能制造企业在某一生产环节或某一细分市场不断进行深耕，形成专业化优势，从而加快构建深度融合智能制造的专业化分工体系，为提高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打牢根基。其次，政府应进一步推动传统制造业企业进行智能化转型并持续强化智能制造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从而增强智能制造企业降低外部信息摩擦的作用效果。具体而言，政府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引导智能制造企业形成区域集聚，通过发挥集聚的辐射作用，带动传统制造业企业的智能化转型；加强智能制造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建立智能制造企业与相关领域科研院所之间的结对关系，加快智能制造企业对关键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同时，政府对进行智能化转型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和智能化转型升级的智能制造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和信贷支持，缓解企业在转型或升级中补强硬件和软件资源的资金压力。最后，政府要统筹规划以充分发挥智能制造的专业化分工效应。具体而言，针对行业竞争环境差异，需要促进行业公平竞争，打击非法垄断；针对运输成本差异，应重视运输成本对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扩大市场交通网络线路的覆盖范围，减少地区间的交通便利性差距；针对区域地理区位差异，要积极建立起东部地区智能制造企业对中西部地区智能制造企业的实质性帮扶机制，通过帮扶机制强化中西部地区智能制造企业对智能化转型先进经验的学习效果，从而充分释放中西部地区智能制造企业的后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