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武、韦江英、叶荔辉（华侨大学）

《经济评论》 2026年第1期

在数字经济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文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路径。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日益突出：尽管众多文化企业持续投入大量资源推进数字化改造，例如积极引入先进设备、部署云计算平台与应用人工智能系统，其转型成效却常未达预期。实践中普遍存在技术投入与产出效益失衡、创新成果难以形成规模化外溢、企业间协同推进受阻等问题。更为突出的是，即便个别企业在某一环节实现数字化突破，也往往因上下游环节数字化能力不匹配而陷入技术“孤岛困境”。这种“单点突破”难以转化为“整体推进”的矛盾，已成为制约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的核心障碍。

那么，这一困境的根源何在？既有研究通常从两个维度展开分析：一是聚焦企业内部，关注资源禀赋、组织能力等微观要素；二是考察外部环境，强调政策支持、市场结构等宏观条件。然而，这两种视角均将企业视为相对独立的分析单元，未能充分重视文化企业深度嵌入产业链网络这一基本事实。从内容创意、生产制作到传播分发与终端消费，文化产业的价值创造贯穿多个紧密耦合、相互依存的环节。因此，单一企业的数字化进程难以脱离产业链整体而独立实现。

基于此，本文将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框架拓展至产业链层面，构建涵盖产业链技术、产业链组织与产业链环境的三维协同分析框架。以2010—2022年中国文化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综合运用财务数据分析、机器学习与大语言模型构建多维测度体系，并通过MQ指标量化各要素的相对贡献度。实证结果显示，产业链技术是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上游产业数字化的影响效应显著强于其他要素，验证了上游技术标准对整体产业链的基础性约束作用，该结论经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不同数字技术呈现差异化驱动模式，基础设施型技术依赖生态环境，数据驱动型技术依赖企业规模，网络化技术则需要多维协同支撑。协同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地位与生态之间存在显著交互作用，三重交互进一步揭示了系统涌现特征。异质性分析显示，国有企业呈现需求响应模式，非国有企业展现市场驱动的技术突破式发展路径；文化核心产业高度依赖上游技术创新，文化相关产业则主要受下游需求拉动，体现了不同企业类型与产业环节的差异化转型路径。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在中央政策层面，应继续提升文化产业数字化的上游供给能力，完善关键技术与基础设施布局。政府需推动建设面向行业需求的数据中心、算力平台与高速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贯通数字化采集、网络化传输与智能化计算的技术链条。同时，应进一步加大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引导力度，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与兼容机制，为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高质量的技术支撑与要素保障。

    在地方政府层面，应结合区域文化资源与产业基础，培育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数字生态。地方政府需依托区域核心文化产业集群与示范园区，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与公共数据平台，开发标准化与模块化的数字工具与服务，推动园区及上下游企业的数字化改造与协同创新。各地还应完善产业生态政策与公共服务体系，支持跨区域的产业链合作与资源共享，搭建行业对接平台与人才服务体系，提高供需匹配效率。

    在企业实践层面，不同类型的文化企业应根据自身特征制定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策略。国有文化企业应发挥资源优势与引领作用，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承担技术标准制定与产业生态培育的责任，通过开放技术接口与共享数据资源带动产业链整体升级。非国有文化企业应聚焦核心优势领域，采取重点突破策略，优先在关键业务环节实现数字化升级。文化核心产业企业应强化上游技术创新能力，并通过规模效应整合创意资源与技术要素，形成从内容创作到版权管理的全流程数字化体系。文化相关产业企业应主动对接下游核心产业需求，提升技术适配能力与服务响应速度。大型龙头企业应发挥链主作用，构建开放的技术平台与协作网络，中小企业则应依托产业链平台资源，通过差异化定位与专业化服务嵌入数字化生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