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中国人民大学）、王俊力（清华大学）、占超群（香港浸会大学）

《经济评论》 2026年第1期

在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关键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被寄予“稳链”“强链”“补链”的重要使命；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作为吸纳就业、促进创新和提升效率的重要力量，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其行业分布逐渐向上游转移，位于上游的国有企业和下游的民营企业形成了独特的产业链生产模式，国有企业因其自身特有的产权属性和历史地位，在国家政策导向下呈现出独特的生产经营特征，并通过产业链分工对下游民营企业产生重要影响。这就决定了上游国有企业对下游民营企业的影响并非单一不变，而是会随着政策环境的变迁、国有企业市场结构的变化等，呈现出复杂多元的表现。那么，在何种情境下，国有企业能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又在何种情况下，可能产生“挤出效应”？唯有厘清这些多重互动的深层逻辑，才能精准施策，引导国有企业真正发挥产业链的引领作用，实现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协同共生。

本文基于1998—2007年数据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在样本期间上游国有企业的存在显著提升了下游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其中，国有企业的政策溢出效应与契约环境的“稳定器”功能，发挥了重要积极影响。一方面，在具有垂直结构的生产网络中，上游行业获得的政策扶持，可以最大程度地缓解扭曲造成的负外部性，国有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税收减免和信贷优惠等政策支持后，可能会通过提供较低价格或者更具技术含量的中间品，优化民营企业的生产投入，提升其生产率。另一方面，由于合同不完全和资产专用性问题，企业间交易常面临“敲竹杠”的风险。国有企业依托较强的政府信用背书和严格的监管约束，展现出更强的合约保障力，缓解下游民营企业进行专用性投资时的顾虑，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不容忽视的潜在负面制约因素。如果上游国有企业的市场集中度过高，其产生的超额成本加成会推高下游民营企业的采购成本，从而抑制其生产率提升。此外，在要素市场上，本省国有企业与下游民营企业会在信贷资源上产生竞争，形成一定的“信贷挤出”，从而抵消部分产业链上的正向溢出。

中央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在产业链中的角色存在明显差异。中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命脉所在，多为行业龙头且分布于关键领域，其严格的治理监管体系在差异化产品领域表现出更强的合约保障优势，为专用性投资密集型行业的民营企业提供了高质量的信用支撑。相比之下，地方国有企业规模相对较小且具备更强的地域活性，它们在政策的传导上更为灵敏，能够更大程度地将政府的产业扶持红利转化为下游民营企业的生产动力。

由此可以发现，国有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作用与时代环境、制度基础以及产业组织形式密不可分。国有企业发挥何种作用，本质上取决于其如何与当前的经济社会特征相适应、相结合。我们的研究显示，在市场经济建立初期，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弥补市场失灵、提供非正式制度保障的“宏观重任”。展望未来，一方面，应继续强化国有企业的政策溢出效应，发挥国有企业的信用优势与契约保障能力，尤其是在专用性投资较高的新兴行业，强化其投资交易“稳定器”作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另一方面，尽可能强化国有企业在产业链上的正向作用，降低国有企业在上游的集中程度、减少国有企业对本地民营企业的信贷资源挤出，促进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从而实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共生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上游国有企业除了对下游行业民营企业产生纵向影响，也可能会对同行业竞争性民营企业产生横向影响，这些问题值得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