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婷（宁波大学）、鲍子文（东华大学）、文雁兵（嘉兴大学）、钟昌标（广州商学院）

《经济评论》 2025年第5期

面对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变革与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驱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议题。在诸多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直接影响着经济运行的活力与韧性。然而，相较于商品市场，中国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水平仍显不足，其空间错配与结构失衡问题不仅制约了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释放，亦加剧了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在这一背景下，交通基础设施作为连通地理空间、降低要素流动壁垒的关键载体，其资源配置效应日益受到学界与政策界的广泛关注。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城市间高速路网（如高铁、高速公路）对宏观资源配置的影响，而对区域内，特别是连接中心城区与外围区县的“毛细血管”式交通网络如何作用于微观企业劳动力配置，则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本文立足于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需求，试图从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两个维度，系统考察区域内交通可达性对企业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优化效应及其内在机制。

理论层面，本文将区域内交通可达性与企业劳动力错配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在完全竞争市场的理想条件下，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应能引致区域间要素边际回报率的趋同，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然而，现实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交通成本与制度壁垒构成了双重摩擦，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信号传递与资源配置功能。区域内交通可达性的提升，通过显著降低劳动者的通勤成本与跨区求职的时间成本，有效拓宽企业的劳动力池规模与招聘半径，削弱因地理隔离导致的局部市场垄断势力。同时，交通网络的完善不仅促进了生产要素向中心城区的集聚，更激活了产业由中心向外围扩散的动力，形成“集聚—扩散”协同并进的区域发展新格局，为劳动力在城乡间、产业间的动态再配置创造了条件。进一步地，本文从外生扭曲与内生扭曲双重视角剖析了其作用渠道：一方面，交通可达性提升通过促进区际劳动力流动，增强区域市场一体化，有效打破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另一方面，它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促进企业动态更替、提升信息传递效率，削弱了在位企业的市场势力及其对劳动力定价的干预能力，从而缓解了由垄断势力和信息不对称引发的资源配置扭曲。

实证层面，本研究基于2013—2022年Open Street Map（OSM）数据库提供的详实的公路路网矢量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涵盖高架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及乡村道路等多层级路网的综合交通时间成本指标，系统测算了全国256个城市中心城区与1914个外围区县之间的最低通行时间，并据此构建了城市-年份层面的区域内交通可达性指标。在企业层面，本研究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平均收益替代边际产出，通过引入变系数面板模型估计行业异质性的劳动力产出弹性，进而计算出企业层面的劳动力错配指数。综合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包括替换变量测度、调整样本范围、考虑时滞效应、控制额外固定效应与人口流动因素等），本研究有效识别了区域内交通可达性与企业劳动力错配之间的因果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内交通可达性的提升对企业劳动力错配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改善作用。平均而言，区域内交通可达性每提升1%，企业的劳动力错配程度约降低0.144%。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这一优化效应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配置不足的企业、位于已开通地铁城市的企业以及地处高市场分割程度省份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机制检验证实，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与降低企业市场势力，是区域内交通可达性改善企业劳动力配置的两个关键渠道。交通网络的完善有效降低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系数，同时抑制了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与企业的垄断定价能力，从而为劳动力要素更高效、更公平的配置扫清了障碍。

本研究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启示。首先，应持续加大对区域内交通基础设施，特别是“毛细血管”路网的投资与优化力度，推进“大动脉”与“微循环”的高效贯通，不断减少空间距离带来的经济摩擦，为要素自由流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政府在完善硬件设施的同时，应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制度软环境建设，强化反垄断监管，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并借助数字化技术构建信息公共服务平台，降低劳企双方的搜寻匹配成本，打破信息壁垒。最后，政策制定需注重因地制宜，各地应基于其既有交通禀赋、市场分割状况及产业特征，科学规划交通网络布局与产业政策，以期最大程度释放交通基础设施的资源配置红利，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与统一大市场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本文的学术价值在于，将交通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研究视角从“城市间”延伸至“区域内”，丰富了关于要素配置扭曲成因与破解路径的理论认知；在方法上，通过精细化的指标构建与严谨的因果识别，为相关领域提供了可靠的测度方法与经验证据；在实践上，为当前中国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促进城乡融合、提升经济效率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启示，凸显了基础设施建设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