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涵墨（中国人民大学）、肖楠、刘国恩（北京大学）

《经济评论》 2025年第5期

健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经济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重要议题，而预期寿命作为衡量国民健康水平的核心宏观指标，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基于跨国历史数据的研究普遍显示，预期寿命的提升往往伴随经济增长，然而两者之间的关系远非如此简单。有研究发现，在1930—2000年间，不同初始经济水平国家的出生预期寿命呈现出明显收敛趋势，但人均GDP的增长并未表现出类似的趋同现象，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反而持续扩大。另有研究指出，当预期寿命达到较高水平后，其进一步延长甚至可能与人均GDP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这主要是健康水平提升通过影响物质资本积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复杂作用。由此可见，在不同经济体或同一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健康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表现出显著差异。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结构快速转型的阶段，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已达2.64亿，预计在“十四五”期间突破3亿，标志着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社会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可能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对产出的抑制，以及健康相关投资可能挤占物质资本投资。然而，预期寿命延长亦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例如理性个体因预期寿命延长而提高储蓄率，从而促进资本积累。

为深入探讨预期寿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并将政府行为纳入分析框架，从理论层面剖析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与以往研究将健康直接纳入效用函数的做法不同，本文假设个体效用取决于成年期与老年期的消费以及子女人力资本水平，而个体存活至老年的概率则由其健康资本存量决定。在成年阶段，个体为最大化终身效用，需就消费、养老储蓄与子女教育投资做出决策。政府则对劳动收入征税，并将税收用于公共教育及公共卫生支出。

基于上述理论模型，本文利用1970—2019年间127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预期寿命与老龄化程度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为处理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各国大规模免疫计划实施时间差异所引致的外生免疫率作为工具变量。

研究结果显示，1970—2019年间，预期寿命提升对样本国家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增长率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对物质资本增长的促进效应在低、中低收入国家更为显著，在这些国家中，人们更倾向于为养老储蓄。老龄化程度加深对物质资本增长率的负向显著影响在低、中低收入国家中更大。这是因为老年群体的壮大也会导致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加，需要从个人、家庭和社会层面共同投入支持，从而挤出了物质资本的积累。

分时段回归表明，1985年以后，预期寿命延长对低、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正向作用，但在高、中高收入国家中这一效应较弱；2000年以后，预期寿命的延长甚至对高、中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在控制预期寿命的影响后，本文还发现，在高、中高收入国家中，老龄化程度与服务业的产业增加值占比呈显著正相关，并从消费和生产两个维度影响经济结构：在消费方面，老龄退休群体扩大提升了对健康、养生等服务业的需求，从而推动服务业增加值提高并挤占工业比重；在生产方面，劳动力老龄化虽带来经验积累，但对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增益有限，此类产业更依赖青年劳动力的体能和反应能力，因此老龄化对工业增加值产生更大负面影响。

国民预期寿命的提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但随之加剧的人口老龄化势必对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带来深远影响。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既加重了社会养老负担，同时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机遇。为增强预期寿命延长对经济的积极影响、缓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应努力将老龄化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首先，应充分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通过实施延迟退休政策、鼓励退休人员再就业，促进劳动力市场结构优化。应建立更灵活的就业机制，发挥老年群体在教育、文化、咨询等领域的经验优势，实现“老有所为”。

其次，应着力激发老年群体的消费潜力，积极培育“银发经济”。不断扩大的老年人口正成为重要的消费力量，应通过拓展养老金融、老年旅游、健康服务等消费市场，满足其多样化、高品质的需求。

第三，应加快适老化环境建设，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产业发展，在满足老年人多层次需求的同时，带动相关产业扩张与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