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吴三忙（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李善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莉、雷涯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城市群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城市经济增长》，《经济评论》 2025年第5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推动国际分工模式的转变，以生产碎片化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简称GVC）分工逐步成为国际分工的新常态。中国通过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积极融入GVC，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当前，城市群已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其既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区，也是21世纪参与全球竞争和GVC活动的全新地域单元。众所周知，城市群并非“一群城市”的简单集合，而是具有紧密功能联系的城市集合体，城市群GVC嵌入对内部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有特殊性和差异性。因此，在国际分工日益深化背景下，城市群GVC嵌入如何影响内部城市经济增长？这一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这些问题亟待回答。

企业是价值链实现的微观主体。在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GVC生产分工体系下，中国城市群本土企业参与GVC表现为大进大出、两头在外模式，易受到发达国家“胡萝卜加大棒”策略的影响。在城市群GVC嵌入初期，发达国家购买者会主动提供工艺指导和技术培训，有效促进城市群内各城市供应商企业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通过产业关联进一步促进各城市经济增长。但是，随着城市群GVC嵌入度的进一步加深，城市群代工生产体系一旦进入更高水平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就会对发达国家既得利益形成挑战，发达国家会采取“大棒”策略将其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不利于各城市经济增长。因此，城市群GVC嵌入与内部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可能为倒U型关系。就作用机制而言，首先，在城市群GVC嵌入初期，城市群各城市依据城市规模吸引GVC的不同生产环节，使得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外围城市-制造业的功能分工格局不断深化，有效提高核心和外围城市的生产效率，促进各城市经济增长。但是，城市群GVC嵌入度的加深导致挤出效应明显增强，核心和外围城市分工合作动力削弱，对经济增长均产生不利影响。其次，对于中国城市群而言，GVC模式的产业转移有效促进城市群内城市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初期可通过垂直产业关联和示范效应有效带动城市群内各城市经济增长，但是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的大量流入也容易将中国城市群制造业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最后，在城市群GVC嵌入初期，城市群通过进口侧和出口侧渠道有效促进城市技术创新，进而实现经济增长。但是，城市群深度嵌入GVC会抑制城市创新需求和供给，不利于城市经济增长。就异质性而言，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群、城市群核心和外围城市经济环境均存在较大差异，倾向于吸引不同GVC环节，进而对经济增长呈现异质性影响。

基于理论分析，本文使用2003—2013年中国10个代表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考察城市群GVC嵌入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城市群GVC嵌入度测算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城市经济增长使用人均实际GDP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实证发现，城市群GVC嵌入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形成型和发展型城市群GVC嵌入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为倒U型关系，而成熟型城市群为负向影响。城市群GVC嵌入与核心城市、外围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均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但核心城市更早到达拐点。机制分析发现，功能分工深化、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是城市群GVC嵌入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含义。第一，城市群嵌入GVC要注意把握“度”的问题。一方面，城市群在参与GVC的同时应重视国内价值链的构建，不断提升产业国内配套能力。另一方面，城市群应增强高端零部件生产能力，推动国内产业向GVC中高端跃升，增强抗风险能力，实现经济平稳持续增长。第二，面对外部冲击要积极培育城市群技术创新能力。形成型和发展型城市群应重点提升对引进海外知识和技术的消化和吸收能力，更大程度发挥GVC嵌入对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提高对先进技术的吸收和转化时效。成熟型城市群应注重培养自主创新能力，降低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风险。第三，城市群在参与GVC过程中应重视提升引进外资的质量和水平，避免外资过度流入占据高附加值环节导致的低端锁定。第四，城市群核心和外围城市应实施差异化的策略来促进城市群功能分工格局进一步深化，实现城市群内不同城市经济的共同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