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洁（北京大学）

《经济发展、结构转型与减污降碳——新结构环境经济学的统一框架》，《经济评论》 2025年第6期

在“双碳”目标推进和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背景下，减污降碳早已不是单纯的环境问题，而是关乎经济发展质量、区域协调和民生福祉的系统性工程。现实中，我们常面临诸多困惑：为何有的地区为了减排“拉闸限电”，反而拖累了经济？为何人均GDP相近的国家，碳排放水平却天差地别？为何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污染排放差异，远比发达国家更大？这些问题的答案，藏在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型的深层逻辑里。基于新结构环境经济学，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生产结构、市场与政府作用的视角展开分析，为我们解开了发展与减排的核心谜题，也为当下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指引。

理解减污降碳，首先要认清碳排放背后的三大特征事实。从全球视野和中国地级市的长期数据来看，污染与碳排放的变迁有清晰的规律可循：其一，碳排放随发展阶段变迁呈现轨迹性特征。就像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再到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碳排放大概率会经历先升后降的倒U形过程——发展中经济体仍处于碳排放上升期，而部分发达经济体已跨过峰值进入下降阶段，这并非偶然，而是经济结构变迁的必然结果。其二，相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碳排放水平差异显著。比如人均GDP同为1万美元左右时，有的国家人均碳排放超20吨，有的却不足2吨，这种差异并非简单的环保力度所能解释的。其三，发展中经济体的碳排放差异远大于发达经济体。人均GDP较低的国家之间，碳排放量可能相差上万倍，而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往往只有几倍，这背后折射出发展阶段与结构扭曲的双重影响。

这些事实的底层逻辑，藏在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这个核心概念里——一个经济体的“家底”，也就是土地、劳动力、资本的总量和结构，决定了它该发展什么样的产业，而产业结构又直接决定了碳排放水平。这正是新结构环境经济学的核心逻辑：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根”，生产结构是“干”，污染排放则是“果”。

举个通俗的例子，一个低收入国家资本稀缺、劳动力丰富，最优的选择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制衣、轻工），这类产业能耗低、碳排放少，此时的污染排放是符合其发展阶段的“阶段性污染”，是客观存在的最优排放水平。当这个国家积累了足够资本，要素禀赋结构转向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制造业成为主导产业，碳排放自然会上升；而当资本进一步充裕，产业升级到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碳排放又会逐步下降。这个过程中，市场的作用是给出价格信号，让企业选择成本最低的产业；政府的作用则是补齐基础设施、解决市场失灵，让潜在的比较优势产业变成实在的比较优势产业，两者缺一不可。

现实中，碳排放偏离“阶段性污染”的核心原因，是生产结构的扭曲。所谓“扭曲性污染”，要么是不顾要素禀赋结构的赶超，要么是违背市场规律的干预。比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稀缺的阶段硬要发展重工业，不仅企业缺乏竞争力，还因重工业高排放特性推高污染；又如部分地区为了追求低碳指标，盲目砍掉高碳但符合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强行发展高端服务业，短期看似减排成功，长期却因产业缺乏自生能力导致经济停滞，这种环境赶超本质上也是一种结构扭曲。

而当经济体试图纠正这种扭曲，就会产生“转型性污染”。结构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比如从扭曲的重工业赶超转向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在这一过程中，碳排放的变化既受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也受经济运行状态的影响。中国的实践就是最好的例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工业赶超导致结构扭曲，碳排放远超当时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后渐进式转型，逐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碳排放逐步回归合理水平。这也印证了，减污降碳不能“一刀切”，转型的速度和方式必须匹配发展阶段。

新结构环境经济学对当下的绿色转型有着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首先，减污降碳不能脱离发展阶段谈减排，更不能搞环境赶超。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不同，东部地区资本充裕，可重点发展低碳高新产业；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或资源丰富，可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逐步推动产业升级，而非照搬东部地区的减排路径。其次，要兼顾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市场要发挥价格信号作用，让企业根据成本选择低碳技术和产业；政府要避免过度干预，同时补齐绿色基础设施、完善环境规制，解决外部性问题。最后，要正视转型的复杂性，避免激进式减排。生产结构的转型需要时间，强行扭转只会导致经济与环境的双输，渐进式的调整才能实现发展与减排的平衡。

减污降碳的本质，从来不是单纯减少碳排放，而是找到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配的碳排放水平，通过优化结构实现绿色转型。新结构环境经济学的视角可以使我们跳出唯减排论或唯发展论的二元对立，厘清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与碳排放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中国而言，唯有尊重发展规律、因地制宜施策，才能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稳步实现减污降碳的目标，走出一条符合自身禀赋的绿色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