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赟、石智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家庭财富变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房屋拆迁的准自然实验》，《经济评论》 2025年第3期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间，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居民家庭财富不断积累。特别是21世纪以来，居民家庭财富增长速度逐渐加快。瑞士信贷研究院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家庭人均净财富由2000年的5672美元增长至2021年的76639美元，增长了12.51倍。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住房财富增速已远超其他多数类型的家庭资本增速，成为家庭财富增长的主力军。相关数据显示，以房产为代表的非金融资产占居民家庭总财富的比例由2015年的47.9%提升至2021年的55.3%，近似于北美国家（29.6%）的2倍。然而，在家庭财富增长的同时，我国总和生育率却在波动中下降，由2000年的1.63下降至2021年的1.16，进入低生育率阶段。尽管随着“二孩”“三孩”政策相继颁布，生育率短暂回升，但总体仍呈下降态势。2022年，我国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2023年，二十届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指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可见，低生育率是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家庭财富是个体生育的前提和重要基础。那么，家庭财富对生育有何影响？家庭财富变化与生育决策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动态关系？

关于财富变动与生育的研究，经历了从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贝克尔的子女需求理论，到生命历程视角下的生育成本-收益与财富预期分析的发展等。然而，我国传统文化更加重视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与宗族发展，生育被赋予一种神圣的个人与家族使命。儒家文化中以家庭为基础的祖先崇拜、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理念的传播与承继，更深刻地影响着国民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的生育决策机制是否适用中国社会，有待进一步检验。我国的房屋拆迁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契机。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城市的扩张与旧城改造带动了社会的变迁。房屋拆迁促使安置村民离地“上楼”，不仅改变了大量农村与城中村居民传统农地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通过拆迁补偿提升了被拆迁家庭的财富水平。

本文利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房屋拆迁”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因果识别，研究房屋拆迁的家庭财富变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房屋拆迁带来的家庭财富增加对生育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控制拆迁预期的情况下使得被拆迁者的生育数量平均提升了12.9%。房屋拆迁的家庭财富增加对子女较少、无男孩群体的生育促进作用更强，对生活满意度与社会地位较高群体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房屋拆迁的财富增加能够强化父母的养育能力，相对减轻生育养育孩子消费开支的直接经济成本与时间、精力等间接成本，有利于生育数量的提高；拆迁财富增加也有利于积极生育意愿的形成，以生育决策的提升推动生育行为的增加。

不同于传统“越穷越生”的观点，本文研究发现，家庭财富的增加能够有效促进实际生育行为。在当前生育成本驱动的低生育率阶段，能否生得起、养得好是父母关注的核心。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不仅要增加产假、育儿假等时间支持，还要对生育家庭提供相应经济支持，降低从怀孕到分娩再到子女成长全过程的成本，建立覆盖子女成长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在具体政策设计上，一方面，在怀孕分娩阶段，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体系。逐步提高产前检查和住院分娩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积极制定并提升一次性生育补贴、生育住房补贴等措施的发放金额，降低家庭生育成本，提升生育保障水平。另一方面，在养育教育阶段，鼓励各地区依据经济发展水平为多孩家庭提供育儿补贴、托育消费券等形式的资金支持，相对降低家庭养育教育成本，减轻家庭养育、教育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