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叶永卫（上海财经大学）、刘兆达（中央财经大学）、陈昌健（上海财经大学）

《社会信用环境改善降低了企业避税吗？》，《经济评论》 2025年第3期

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学术界逐渐将经济活动的影响因素研究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实体性因素拓展到制度因素。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减少和产业结构的日益成熟，制度建设的进一步优化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显得愈发重要。作为当前关键的制度改革之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而企业避税行为则是观察这一影响的重要窗口。传统研究多从信任视角探究社会信用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但信任作为一种个人道德观念和主观觉悟，难以通过制度规章方式塑造，且信任指数的测度存在假定严苛、笼统以及内生性等问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为研究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选取2015年8月第一批和2016年4月第二批被列入全国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的实施时间差异，构建了理想的实验环境。以会税差异（BTD）作为企业避税程度的衡量指标，结果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显著抑制了企业的避税行为，这一发现在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其他可能影响企业避税的因素后依然稳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抑制效应在内外部治理机制较差的企业中更为凸显，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企业治理机制的不足，为企业构建一个诚信经营的外部环境。

机制检验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以下三条路径影响企业避税行为。首先，诚信文化建立机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信用教育、诚信宣传等方式，塑造了企业诚信经营的文化氛围，使企业将诚信价值观念内化为自觉行动，主动放弃激进避税策略。其次，融资约束缓解机制。社会信用环境改善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了融资约束，使企业无需通过激进避税手段获取内部资金，从而减少了避税动机。最后，信息透明度提高机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增加了激进避税行为被发现和惩罚的概率，同时“黑名单”等失信惩戒措施提高了企业避税的机会成本，从而抑制了避税倾向。

本研究还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作用是一种长期效应，而非企业对政策的短期反应。这种持续的效应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确实改变了企业的行为模式和决策逻辑。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后企业避税程度的降低，企业价值和股票市场表现显著提升，表明较高的纳税遵从度为企业创造了长期价值，市场对诚信经营的企业给予了积极评价。这一发现打破了“避税能够提升企业价值”的传统认知，揭示了在社会信用环境改善背景下，诚信纳税与企业价值提升可以实现良性统一。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持续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扩大试点范围，为企业构建更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第二，加强信用教育和诚信文化建设，培育企业自觉遵守税法的内在动力。第三，完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提高企业避税行为的透明度和被发现概率。第四，建立健全信用奖惩联动机制，增加企业避税的机会成本，同时对诚信纳税企业给予融资等方面的优惠。第五，发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企业内部治理的协同效应，针对内外部治理机制较差的企业，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引导作用。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不仅改善了市场环境，也显著影响了企业的税收行为。研究表明，通过塑造诚信文化、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信息透明度，社会信用环境的改善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避税行为，推动企业实现更高水平的税收遵从。在全球范围内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解决企业避税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值得其他国家借鉴。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社会信用体系与其他制度因素的交互作用，以及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类型经济体中的适用性，为全球税收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