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月书、尹梓鉴（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评论》 2025年第3期

养殖业污染治理是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我国通过约束型（如环保检查、罚款等）和激励型（如补贴、技术培训等）环境规制工具推动养殖业绿色发展，但政策效果可能因养殖场规模差异而不同。环保要求的提高意味着生猪养殖场需要增加清洁技术和清洁设备的投资，融资需求增大。然而，环境规制政策下，由于规模化和非规模化养殖场面临风险的巨大差异，养殖业信贷和绿色补贴均存在“规模偏好”。该现实问题在带来环境规制政策效果不确定性的同时，也会对养殖场的绿色生产产生“马太效应”。本文从生猪养殖场的融资约束视角切入，揭示两类环境规制工具对规模化和非规模化养殖场绿色生产的异质性影响，为改善环境规制带来的不平等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既有研究对养殖业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展开了广泛讨论，但仍存在两点薄弱之处：一是既有研究主要基于养殖场主的心理认知和风险偏好等机制展开，对于金融层面的考察尚付阙如。事实上，环境规制会对养殖场的融资状况产生冲击，其融资状况不仅影响绿色生产的实现，也影响着我国畜禽产能。二是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养殖业环境规制的整体政策效应，不同规模养殖场的生产特征和经营能力相去甚远，环境规制对其融资约束和绿色生产的影响不尽相同，仅从整体看会忽视养殖业环境规制的部分政策效果。鉴于此，本文基于2020年江苏省22个县（市、区）生猪养殖场的实地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约束型和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养殖场绿色生产的影响。为清晰全面地阐述异质性环境规制政策冲击下，不同规模养殖场融资约束和绿色生产情况产生差异的原因，本文结合博弈理论，构建“政府-金融机构-养殖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博弈主体的策略选择和演化路径，从而揭示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对规模化和非规模化生猪养殖场融资约束和绿色生产影响的内在机理。

通过实证检验，我们得到以下重要结论：第一，约束型和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可以显著促进养殖场绿色生产，但存在“马太效应”，即显著促进了规模化养殖场的绿色生产，对非规模化养殖场绿色生产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二，约束型和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对不同规模养殖场融资约束的异质性影响产生绿色生产的“马太效应”。约束型环境规制带来的融资约束会削弱其促进养殖场绿色生产的直接威慑效应，该削弱效果主要体现在非规模化养殖场中；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促进养殖场进行绿色生产，该促进效果主要体现在规模化养殖场中。第三，约束型和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不同场龄和不同产业结构地区养殖场绿色生产的影响有显著差异。第四，两种工具中约束型环境规制对养殖场绿色生产的影响更大；环境规制政策对养殖场的经济效益和生物安全防控水平均存在提升效应。

本文为缓解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养殖场绿色生产的“马太效应”、促进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启示。第一，兼顾效率和公平，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约束型环境规制，可根据规模化与非规模化养殖场的实际污染排放情况，实施分级监管，以确保其在促进养殖场绿色生产方面发挥应有的威慑效应。对于激励型环境规制，可以适度减少补贴政策的“规模偏好”，尝试以绿色生产意愿、效果等实际情况作为补贴标准，提高非规模化养殖场的补贴可得性。第二，因地制宜，优化约束型和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组合。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需要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针对不同地区养殖场的特点和养殖业发展情况，可以调整约束型和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优化两种环境规制政策的组合。第三，加强对养殖场的融资支持与技术帮扶，促进生猪养殖体系多元化。鉴于非规模化养殖场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可以设立专门的融资支持计划，为非规模化养殖场提供低息贷款或财政支持，鼓励规模化养殖场与非规模化养殖场进行经验分享和合作，促进生猪养殖体系多元化协调发展，提升养殖业的新质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