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海（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刘堂森（中国人民大学）、赵秋运（北京大学）

《社会保障与环境污染——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经济评论》 2025年第3期

绿色和共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两大核心目标。作为重要的目标函数，政府必然需要投入相应的资源要素，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协调好民生保障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将是对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考验。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增长的本质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协同推进生态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就是实现良好生态环境和民生福祉的协调发展。同时，社会保障与环境污染除了作为发展目标纳入政府决策均衡过程之外，二者本身是否存在内在联动？事实上，社会保障作为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能够影响地区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从而导致内生的污染结构发生变化，这就使得社会保障在要素禀赋结构的作用下产生了“环境污染”效应，这进一步增加了我们的研究旨趣。

本文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出发，认为当社会保障投入与地区最适宜生产结构相匹配时，能够充分发挥生产结构的生产力，积累最大经济剩余，从而推动地区要素禀赋结构的快速升级。不同的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将内生出不同的最适宜生产结构，不同的生产结构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水平也有差异。具体而言，在经济发展早期，社会保障促进了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的生产结构发展，但由于这两类产业的污染排放量低，社会保障的环境污染效应不明显；在经济发展的中期，要素禀赋结构水平提高，内生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此时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将促进产业结构进一步释放生产力，从而提升污染排放强度，展现出明显的环境污染效应；而到经济发展的后期，资本在要素禀赋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内生出现代服务业作为比较优势产业，此阶段社会保障水平的适配将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此类产业的能耗和污染排放量整体低于重工业，从而使社会保障产生降低环境污染的效应。概言之，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环境污染将随社会保障水平的增加呈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变迁规律。然而，上述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建立在社会保障水平与生产结构相适配基础上的，现实中，社会保障支出可能出现与生产结构不适配的情况，即偏离最适宜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此，我们结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分析发现，社会保障水平的偏离将导致生产结构效率的下降，从而导致环境污染排放强度的增加。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首先使用全国200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社会保障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发现，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迁，社会保障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出了显著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区别于前人在最适宜社会保障水平测算过程中的结构变迁系数外生假定，运用最优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下的结构变迁方程，重新测算我国最适宜社会保障水平。测算结果显示，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长期处于适度区间内，达到了最适宜水平。最后，基于最适宜社会保障水平，我们实证检验了社会保障支出偏离最适宜水平状态下环境污染的排放情况，分析发现偏离最适宜社会保障支出将导致更高的环境污染强度。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制定并实施符合地区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要充分认识到，经济体只有按照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发展，才能获得最大剩余，促进要素禀赋结构快速升级，进而使内生的社会保障水平最快提升，使其反作用于经济发展，促进要素赋结构积累，早日跨过社会保障-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

第二，推动技术结构的升级。在技术水平较高时，社会保障更能发挥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资本的快速积累降低了资本的相对价格，自主技术创新逐渐成为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技术结构安排。

第三，加强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不同，其内生决定的最适宜社会保障水平也不同。要加快提升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加强区域间社会保障发展的协调联动，缓解社会保障体系的结构性扭曲，以更好地推动整体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尽快实现其降低环境污染水平的功效；同时还应探索跨区环境污染治理的社会保障补偿机制，进一步明晰各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实现权责统一。

第四，要实时动态调整社会保障支出，使社会保障水平维持在适度区间。结合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确定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而不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参照，这样才能避免社会保障支出的扭曲，使其达到最适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