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元、王玥（复旦大学）

《粮食主产区设立与食品工业的集聚和经营绩效》，《经济评论》 2025年第3期

粮食安全对于中国至关重要，而随着居民膳食结构的不断升级以及城市化水平的逐渐提高，粮食安全不仅意味着要“吃饱”，还意味着要“吃好”，不仅意味着要生产足够的原粮，还意味着要生产更多的加工食品满足城乡居民不同层次的偏好和需求。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对粮食安全和食品工业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2003年12月财政部印发《关于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将黑龙江等13个省级单位确定为粮食主产区。政府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调动了主产区的种粮积极性，有效保证了粮食等农产品的供给。2024年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约为78%，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的比重约为75%，体现了粮食主产区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作出的巨大贡献。

由于粮食与食品工业之间存在着投入产出的天然紧密联系，一个顺其自然的问题是，粮食主产区的设立在促进了粮食生产之后，是否会对中国的食品工业带来重要影响？我们从粮食主产区的设立推动了两个产业的集聚角度展开研究。一方面，从粮食安全和大食物观的角度出发，有必要评估粮食主产区设立是否促进了食品工业绩效的提升，这对于全面认识和评估粮食主产区设立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3个粮食主产区省份的粮食产量和播种面积占全国的比重近年来逐渐上升，这意味着粮食种植业在向主产区集聚，而上游粮食种植业的空间集聚是否也促进了下游食品工业的空间集聚，并进而因为这种集聚而促进了食品工业企业绩效的提升？这是本文最关心的问题。关心这一问题的理由和动机在于：粮食主产区设立如果促进了粮食生产在主产区的集聚，那么就会增加这些地区的食品工业生产的禀赋，而禀赋的增加有可能提升食品工业的绩效。与此同时，如果这种禀赋的增加吸引更多的食品工业进入粮食主产区，则可以通过食品工业的集聚效应提升其绩效。

为了探究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使用国家统计局2001—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粮食主产区设立对食品工业的集聚和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粮食主产区设立显著提高了主产区省份内的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的利润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发现：该政策显著提高了主产区的粮食产量和播种面积，以及产量和播种面积在全国的占比，进而增加规模以上食品工业的总产值和销售收入，以及它们的总产值和销售收入在全国的占比。上述结果意味着粮食主产区设立政策通过促进粮食种植业和食品工业规模的增加和集聚，促进了食品工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本文的结论对于评估粮食主产区设立的效果及其对食品工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对粮食主产区的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第一，粮食主产区设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户收入的增加，但由于粮食种植业的附加值低，在人均耕地面积狭小的情况下，其对农户增收的作用有限，因此必须通过鼓励食品工业的发展延伸粮食的产业链和提升粮食产品的附加值，这样才能更有利于促进粮食主产区的乡村振兴；第二，前文提供的数据表明，粮食主产区设立推动了粮食种植业向主产区的集聚，而根据2022年《中国食品工业年鉴》提供的数据，2014—2021年13个粮食主产省份的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的数量占比从73.97%下滑到63.82%，它们的营业收入占比也从71.37%下滑到60.31%。这意味着食品工业和粮食主产区的空间分布出现错位，因而违背了产业集聚和产业链融合的经济规律，会抑制食品工业的健康发展。由于在粮食主产区发展食品工业能带来积极产业溢出效应，因此针对粮食主产区的政策不应该仅限于鼓励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还应该对这些地区的食品工业出台补贴、减税或者其他政策措施（如建设用地指标），吸引食品工业向粮食主产区集聚，发挥集聚经济和规模效应，促进我国食品工业的发展，提升我国大食物观下的粮食安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