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鹏、 易培德、 张诗怡（海南大学）

《经济评论》 2025年第4期

中国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以及发展方式转型的历史交汇点，这对提升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政府部门发挥关键引领作用，地方政府通过提升新质生产力关注程度，推动新型产业政策的实施落地、促进先进生产力形成。从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而言，政府对新质生产力的关注，实际上是其对具备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特征的先进生产力的关注程度。在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期，如何提升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然而，推动“做大蛋糕”的过程未必能够有利于“分好蛋糕”，一个典型事实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并未得到显著改善。因此，在政府新质生产力关注大幅提升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城乡收入分配问题？不同城市特征的发展路径又存在怎样的差异？回答上述问题，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政府新质生产力关注的提升，其产业政策将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虽然近年来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等重要战略的实施，使得我国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有所改善，但由于历史原因，当前大多数农村部门依然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对集中于城镇部门，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产业分布在城乡两部门间呈现不均衡的特征。政府新质生产力关注作用于不均衡的产业分布间，势必造成城乡两部门发展不同步，两部门发展的差异最终将反映在两部门居民的收入差距中。本文从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基于布莱恩·琼斯的注意力理论，将政府新质生产力关注以生产要素增强的形式纳入生产函数，依据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构建城乡两部门的生产函数，最终根据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结合生产函数探究政府新质生产力关注的不同阶段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的理论模型不仅论证了政府新质生产力关注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U型关系，并且探明了政府新质生产力关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机理。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09—2021年中国28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新质生产力关注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显著的U型关系，即随着政府新质生产力关注的提升，城乡收入差距先下降、后上升。机制检验表明，政府新质生产力关注若集中于某一部门将导致资源配置失衡加剧，具体通过财政支出、产业结构以及技术创新三领域的非农化趋势变化影响着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新质生产力关注对老工业基地、资源型以及人口净流出城市的收入分配状况并未造成显著影响；此外，催生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科技支出水平、劳动要素流动以及产业链韧性等实质性因素提升，能够弱化政府新质生产力关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政府新质生产力关注快速提升的同时，应当谨防这一过程中所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政府对经济成效的关注不能仅落脚于推动生产力发展，更应积极探索当代先进生产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现途径，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根据城市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城乡部门的实际情况实施针对性政策，充分强化先进生产力的包容性，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村部门生产效率，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第二，政府新质生产力关注提升，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时应保证合理的资源分配，引导市场解决发展失衡问题。关注农村部门产业发展现状和困难，将政府财政合理运用于农业领域科技支出，切实支持第一产业的技术突破。打通连接城乡的“最后一公里”，促进要素流动自由畅通，使政府有形的手更好的参与到无形的市场当中，将城镇部门发展效益扩散到农村部门。通过延长、补充以及强化产业链等方式提升产业链韧性，以城乡产业融合推动城乡协同发展，探索创新模式，助力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第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充分结合区域发展实情提升政府新质生产力关注。推动先进生产力形成不宜盲目跟风，应切实考虑城市发展需求，循序渐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经济欠发达地区应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探寻经济增长新动能为主，以更多工作岗位和发展机会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需求。经济较发达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应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居民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使农村居民能够适应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推动农村居民高质量就业，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提升。

第四，政府新质生产力关注提升应着力于不同产业和部门间均衡发展。鼓励和支持农村部门发展特色农业、农村电商及乡村旅游等产业，推动农村地区产业融合，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引导，培育一批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带动农村产业升级和农村居民增收。增强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城镇产业向农村延伸，形成城乡互补、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构建合理收入分配体系，促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