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文帅、吴云朗、彭剑飞（上海财经大学）、李 明（武汉大学）《经济评论》 2025年第2期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加强环境保护、承担社会责任与完善公司治理不仅成为普遍接受的商业惯例，更成为一种趋势，发布ESG（Environmental，Social，Governance）报告的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然而，ESG自身也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概念，信息使用者对企业ESG绩效的理解存在感知上的模糊性，而且ESG报告主要被非量化的叙述性文本所覆盖，这些条件为管理层在措辞等方面的操纵提供了极大便利。实践中，企业报喜不报忧、多言寡行、数据操纵甚至无中生有、虚假宣传等“漂绿”现象时有发生。这不仅降低了ESG报告的可靠性，也增加了各利益相关者信息处理和解读成本。尤其在双碳目标提出以及绿色金融快速发展阶段，企业漂绿事件频发，已严重干扰各类金融机构信贷决策，掣肘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在此背景下，寻求破解企业漂绿“综合征”的有效路径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在环境压力日益严峻的现实背景下，资本在ESG体系的建设中发挥着加速器的作用。越来越多资金流向ESG相关领域，ESG评级机构开始对上市公司发布ESG评级，形成倒逼企业加强ESG建设的关键市场力量。区别于政府“硬监管”，ESG评级作为市场“软监管”，其通过外部市场压力倒逼企业进行不同程度的相机决策，把纠偏权力交给市场，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治理作用。基于此，我们提出研究问题：ESG评级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漂绿风险。

本文以商道融绿首次公布上市公司ESG评级为外生冲击，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ESG评级对企业漂绿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ESG评级通过触发企业评级管理需求、缓解委托代理冲突等渠道双管齐下地抑制企业漂绿风险。在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进一步地，基于企业与评级机构特征的拓展性研究发现，ESG评级对非重污染企业、低公司治理水平企业漂绿风险的缓释效应更为凸显；当评级机构忙碌程度较低时，ESG评级对漂绿风险的治理效应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ESG评级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即被评级企业的同省份和同行业其他企业漂绿风险也显著降低。

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第三方评级的外部治理功能，加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ESG评级体系；对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企业出台针对性的ESG评级应用指南，确保ESG评级的信息含量；推动评级机构对评级体系的深化应用，协同驱动被评级企业以及同行业、同地区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二是要强化ESG评级这一市场软监管与各公司治理机制的协同配合，为破解企业漂绿“综合征”提供内在激励和外部约束。三是要强化评级机构能力建设。第三方评级机构忙碌程度高、力有不逮是影响其治理功能的重要作用条件。因此，应加强第三方评级机构的能力建设与人才储备，不断提高其专业胜任能力。否则，第三方评级的治理作用难以发挥，无法保证公司提供高质量的ESG信息。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丰富了企业ESG评级的经济后果研究。本文将ESG评级与公司漂绿风险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揭示了ESG评级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效应，从底层逻辑加深了对ESG评级经济后果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ESG领域的相关研究。其次，拓展了企业漂绿影响因素的研究。ESG评级作为ESG生态的重要一环，是企业ESG转型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战略及治理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将ESG评级与企业漂绿风险联系起来，发现ESG评级压力显著抑制了企业漂绿行为，补充和拓展了企业漂绿风险领域的研究。最后，政策含义方面，面对中国通过各类金融手段落实双碳目标的现实背景，探究ESG评级对企业漂绿风险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绿色信贷政策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的初衷都是通过金融工具引导资金流向，在为绿色企业提供资源要素的同时，减少对重污染企业的资金供给，以此倒逼重污染企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而企业ESG信息披露是评判企业绿色表现的基本准绳，其披露质量更是决定政策执行效果的“生命线”。本文证实了ESG评级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治理作用，对我国通过ESG评级市场发展促进绿色金融改革落地、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