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华（山东大学）、马路萌(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经济评论》 2025年第2期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数据要素的冲击深刻影响着企业的组织边界和发展路径，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运输与通讯技术的进步曾经推动大规模的并购浪潮，使纵向一体化的“钱德勒企业”成为主导市场的组织形式。也有大量企业在以ICT为特征的数字技术推动下，逐步放弃非核心中间产品的内部制造过程，呈现出从纵向一体化到纵向解体的变化趋势。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本身以及数字技术引发的变革对企业组织结构、市场行为和经营绩效所产生的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是通过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触发实体属性的重大变化，从而改进实体的过程。数字化转型是否推动企业进一步剥离非核心的生产环节，进而借助更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提升市场竞争力？交易成本理论可能给出模棱两可的回答：一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减轻信息不对称和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因为降低企业内部管控成本也是垂直整合的重要力量。在以上背景下，本文从技术不确定性的角度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动机进行了解释。

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是企业创新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需要不断探索新技术以获取竞争优势，但技术创新的结果往往难以预测。企业的创新活动建立在对知识的“发现和探索”基础上，信息获取的状况直接关系到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程度。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信息、企业创新行为与专业化分工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模型中，当企业面临新技术机会时，需要在纵向一体化和专业化分工两种组织形式中做出选择，决策的依据是使创新成功的概率最大化。纵向一体化企业内部价值链长，协调成本高，决策效率低，在创新过程中犯错的可能性较大；而专业化企业专注核心业务，组织灵活性高，技术复杂度低，能有效降低创新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效率损失，创新成功的概率相对更高。数字化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扩大了企业创新知识来源，促进知识交流互动，提高了企业依据外部公开信息判断“参考行为”的准确度，进而增强了企业通过专业化分工进行创新的比较优势和动机。也就是说，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促进企业的专业化分工。

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14—202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衡量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时，采用修正的价值增加值法的反向指标取自然对数来测度；对于企业数字化水平，从数字化投资强度和数字技术应用两个方面，运用熵值法构建综合指标进行刻画。同时，研究还控制了企业所有权性质、股权集中度等多个可能影响企业分工的变量。实证结果符合预期：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专业化分工。无论是基准回归，还是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这一结论都十分稳健。这意味着，在现实中，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确实能够推动自身向专业化分工方向发展。

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产业发展的新兴程度、企业之间的同质化程度以及通信技术的进步，在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产业发展的新兴程度会弱化这种促进作用，新兴产业中的企业距离技术前沿更近，数字化转型对其分工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企业之间的同质化程度越高，数字化转型对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越强；通信技术的进步也能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

从经济后果来看，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专业化分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生产过程中投入转化为最终产出的总体效率，是衡量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专业化分工在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这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推动企业分工优化，还能切实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

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着突破“低端锁定”和“卡脖子”困境、重塑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紧迫任务。数字化转型和专业化分工为企业提供了重要的发展路径，上述研究结论对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有着重要的启示。企业应抓住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专注核心业务领域，提升专业化水平。政策制定者应发挥引导作用，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一方面，要加大财政投入，改善落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降低中小企业转型门槛；另一方面，要聚焦数字技术前沿，组织关键技术攻关，构建安全可靠的数字产业体系，共同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同时，还应完善相关制度，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消除数据流通障碍，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