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胜、李 简、姚佳睿、邓力行（武汉大学）

《资管新规与银行流动性囤积》，《经济评论》 2025年第1期

近年来，防范金融风险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核心议题。2018年资管新规的出台标志着金融监管从“宽松包容”转向“穿透式严控”，其核心目标是整治影子银行乱象、遏制资金空转套利。政策通过禁止刚性兑付、限制非标资产嵌套、强化期限匹配等手段，倒逼金融机构回归信贷主业。数据显示，新规实施后保本理财清零，影子银行规模显著收缩，但银行体系内流动性囤积问题依然存在。如何引导银行释放流动性、避免资金滞留空转，成为政策优化的重要方向。本文从流动性囤积视角切入，以资管新规为自然实验，探讨强监管政策对银行行为的实际影响，为平衡防风险与促实体的目标提供理论依据。

既有研究围绕金融监管的经济效应展开广泛讨论。一方面，学者指出银行流动性囤积受预防性动机（如规避宏观不确定性）、投机性动机（追逐高收益）及交易对手风险驱动，而影子银行扩张可能通过提供高收益资产缓释囤积行为。另一方面，资管新规的政策效果研究多聚焦于抑制影子银行风险、降低企业金融化，但对银行流动性配置的直接作用尚未形成共识。部分文献认为，严监管可能因限制金融创新而加剧囤积，也有研究指出巴塞尔协议等框架能通过优化资产结构降低囤积。本文的创新在于首次系统揭示资管新规影响流动性囤积的传导路径，并探讨政策效果的异质性，为评估监管政策的微观效应提供新证据。

研究通过构建三期动态模型，从理论层面阐释资管新规的作用逻辑。模型假设银行资金可配置于信贷项目或流动性资产，而监管政策通过压缩影子银行业务降低银行风险偏好，迫使资金转向表内信贷。理论推导表明，政策增强会扩大信贷利差、降低银行主观风险容忍度，最终减少流动性囤积。为验证这一机制，研究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DID），以2013—2022年250家商业银行数据为样本，重点分析影子银行业务规模较大的银行在政策实施后的行为变化。结果显示，资管新规显著降低银行流动性囤积水平，且这一效应通过以下三条路径实现：一是保本理财清零导致资产端流动性下降，且降幅大于负债端存款转化带来的流动性上升；二是影子银行业务受限削弱银行高风险偏好；三是资金从非标投资转向信贷供给，释放更多流动性支持实体经济。进一步分析发现，政策效果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数字化转型较快的地区和银行中更为显著。研究通过平行趋势检验、替换变量法（如同业业务指标）及安慰剂测试等，均证实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结论为金融监管与实体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启示。首先，资管新规的短期有效性验证了统一强监管的必要性，未来需继续完善政策框架，避免监管套利，尤其需关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影子银行业务反弹风险。其次，银行负债端压力随保本理财退出而增加，亟需创新理财产品以匹配投资者多样化需求，例如开发净值型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缓解表内资本约束。最后，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强政策效果，表明金融科技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优化风控模型提升信贷投放效率，政策层面应加大数字基建投入，助力中小银行突破技术瓶颈。值得注意的是，流动性囤积的治理需兼顾防风险与稳增长，过度压缩可能加剧银行“惜贷”，因此监管需在引导资金“脱虚向实”与维持金融体系稳健性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总体而言，本文从微观视角揭示了资管新规的政策效能与作用边界，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实证支持。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宏观经济波动与监管政策的交互影响，以及银行流动性囤积对实体经济的长期效应，从而为构建“防风险、促改革、稳增长”三位一体的金融监管体系贡献更多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