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泳泽、陈 建（南京财经大学）

《税收激励与民营经济创业——来自“营改增”的证据》，《经济评论》 2025年第1期

发展民营企业、壮大民营经济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助力科技自立自强、解决民生就业问题和贡献财政税收来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国民营经济近十余年来却面临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阵痛期，表现出总量上的阶段性震荡与趋势性收缩、结构上的横向竞争加剧与纵向升级受阻以及创新质量下降与转型动能不足等问题。《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而减税降费一直是政府减轻民营企业负担，激发民营经济活力直接有效的办法，结构性减税降费更是平衡财政压力和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为此，分析结构性减税政策提高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理论机制和实际效果显得尤为关键。“营改增”作为我国自分税制改革以来规模最大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之一，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理论上，“营改增”作为结构性减税政策，能够对民营企业产生税收激励，促进民营经济创业增长。一方面，“营改增”政策确实能够带来积极的减税效果，让民营经济受益更深，对民营小微企业的税收激励更明显。具体而言，“营改增”政策能够打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抵扣链条，解决服务业存在的重复征税问题，为分布在服务业中的民营企业带来更大程度的减税。另一方面，减税形成的税收激励能够塑造良好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增强民营企业发展动力，同时缓解民营企业发展问题，降低民营创业者外部阻力。具体而言，减税政策能够扩大民营经济创业者收益，提升民营企业家信心，增强民营企业发展预期。在企业发展面临约束条件下，减税政策能够缓解流动性约束，改善资源可得性，降低生产要素成本，从而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提升民营企业的创业意愿和成功概率。

实际上，“营改增”政策确实显著促进了推行政策城市的民营经济创业增长，使城市民营企业创业数量增长了5.2%，并且这一结论得到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支持。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改革主要通过减税的税收激励促进民营经济创业增长。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营改增”政策在服务业占比高的城市和非创业型试点城市产生的税收激励对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的影响更强。拓展分析发现，对于改革前营业税占比越高、对企业税收收入越依赖、财政自主权越高和政府出台创业措施的地区，改革后的税收激励效应越强，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率越高。本文以“营改增”试点政策作为研究对象，从城市层面考察了“营改增”结构性减税的民营经济创业效应，从税收激励的角度丰富和拓展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不仅在理论层面厘清了税收激励促进民营经济创业增长的具体机制，同时在实证层面有效识别“营改增”政策的异质性影响，为促进结构性减税精准有效发力，进一步释放减税带来的民营经济创业效应提供了思路。

具体政策启示包括：第一，实施精准有效的减税政策，发挥好税收激励带来的民营经济创业增长效应。调整优化现行的普惠性减税降费结构，降低民营企业的超额税费负担，增强民营主体的创业获得感和安全感，支持民营经济做大做强。第二，政府对企业征税应当以低税负和扩税源为指导。在缺乏活力的市场积极降低企业税负，增强民营企业发展信心，激发民营经济创业热情，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从而“做大蛋糕”，扩充税源，促进财政增收。地方政府要积极转换思维，配合宏观减税环境出台更多鼓励创业政策，发挥好减税降费和鼓励创业政策之间的协同性，营造优质高效的政务环境、宽松和谐的创业环境、富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和公正严明的法治环境，吸引市场主体投资兴业，促进民营企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在推进减税政策的过程中，要注意结构性减税的倾向性，考虑产业布局和地方财政方面的差异。一是为激活民营企业内生活力，应该注重民营企业的产业分布，更多地将减税政策向产业下游倾斜。结构性减税应该更加精准有效地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以税收优惠政策将民营企业布局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实体经济的方向上引导。二是要切实考虑各地受政策影响的程度，利用好各地差异化的财政能力实现政策成果的最大化。税收优惠政策不仅影响市场主体，同样影响政府收支，地方政府要积极作为，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