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立鑫（复旦大学）、孟彩霞（兰州大学）

《经济评论》 2024年第5期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依靠人口红利支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创造“中国奇迹”的重要引擎，但此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在长期不仅使得产业结构处于“低端锁定”状态，还会带来低技能劳动力集聚、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等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则进一步把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举措之一，将人才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从上述政府层面的战略部署可以看出，如何从资源禀赋出发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是各地区下一步需要着力的方向。

本文认为，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实现并非由某一因素单独作用，既需要需求侧的可以自由发挥的足够大的市场规模空间和内需潜力，也需要供给侧的高技能人力资本作为支撑。前者通过引致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深化，使产品生产更加专业化和先进化，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创造适宜的分工环境；后者一方面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储备人才并直接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以技术溢出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为低技能劳动力提供学习和模仿范例，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技能，进而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基于此，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西藏、港澳台地区）作为样本，聚焦产业结构升级中与供给侧相关的高技能劳动力推动因素和与需求侧相关的本土市场规模拉动因素进行研究。首先，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高技能劳动力、本土市场规模及二者交互作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进行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其次，将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做异质性检验；最后，在进一步的讨论中，本文将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空间集聚和匹配与本土市场规模的融合发展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以厘清现阶段东、中、西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所需的最优劳动力结构。

研究结果表明，全样本下高技能劳动力与本土市场规模不仅均显著地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二者的交互也具有类似正向作用。区域异质性方面，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是高技能劳动力与本土市场规模高水平耦合互动的结果，表现为“质”的提升；西部地区高技能劳动力与本土市场规模的空间割裂阻碍了地区产业链的攀升和产业结构优化；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形介于二者之间。从劳动力集聚视角看，全样本下的产业结构升级既依赖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也得益于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共同集聚（即两类劳动力在空间上的合理匹配），东部地区也具有此特征；而现阶段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则更多依赖于高技能劳动力与市场规模的交互作用，致力于由“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转变；西部地区高技能劳动力集聚与本土市场规模均处于劣势地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表现还需要较长时间，样本期内正向传导机制不仅没有激活，甚至呈现割裂态势。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因地制宜出台人才引进政策，构建合理的劳动力结构格局。近年来各地纷纷出台各类人才引进政策以充实地区的人才储备，但不同地区的“人才新政”却具有同质性，并且普遍针对高学历高技能人才。因此，各地区要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分析低技能劳动力对高技能劳动力的补充效应和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具体效应，避免出现过度忽视低技能劳动力积极作用的现象，构建合理的高-低技能劳动力结构格局。第二，持续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坚持“全国一盘棋”，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利用地区间的规模差异和规模优势推动产业转移和项目合作，引导产业结构合理布局。此外，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畅通劳动力要素流动，结合西部地区发展现状，出台具有针对性、差异化的措施吸引高技能劳动力流入。第三，持续推进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积极引进外资。坚持将创新驱动战略摆在发展的核心位置。一方面，加快技术进步速度，缩短创新成果转化周期，充分利用创新活动所产生的效应作用于产业结构；另一方面，重视知识创新，以知识溢出效应为低技能劳动力的职业培训、自主学习提供渠道，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