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娟、陈孝伟（南开大学）、黄志国（浙江大学）

《经济评论》 2024年第4期

生育率水平决定了一个经济体未来的劳动人口水平，对一个国家的存续和发展至关重要。生育率的长期低迷将带来年轻劳动力不足、社会养老与医疗保障支付能力透支，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我国总和生育率水平自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执行以来即进入下降通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3，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一现象标志着我国正面临严重的少子化问题。为减缓少子化进程，我国自2016年以来多次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放开生育限制，但效果有限，2023年人口出生率更是降至千分之六点四，创历史新低。在影响生育率的诸多因素中，有一个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长期为学界所忽视：人口老龄化。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8.7%，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13.5%。根据联合国1956年发布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划定标准，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对生育率存在多个方面的影响，本文关注其中两个方面：预期寿命延长和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预期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之一，这一点毋庸赘言。而基于终身效用最大和跨期消费决策理论，预期寿命延长对代表性消费者的生育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是人口老龄化最直接的可能后果。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政府极可能会对现行的养老保险缴费率进行调整，而养老保险缴费率对代表性消费者的内生生育决策存在重要影响：一方面，养老保险缴费率影响代表性消费者青壮年期的可支配收入，而可支配收入对生育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养老保险缴费率影响代表性消费者老年期的养老金收入，从而影响代表性消费者青壮年期的生育决策。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通过影响家庭生育决策，人口老龄化将最终影响社会产出与福利。社会产出与福利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未来产出，它代表未来世代利益；二是当期代表性消费者的期望终生效用，它代表了当期劳动者的利益。如前所述，通过影响青壮年期的决策和老年期的期望消费，人口老龄化可以影响代表性消费者的期望终生效用；以代表性消费者期望终生效用为媒介，人口老龄化又影响着社会的生育率和储蓄水平，而生育率和储蓄水平又决定了社会未来的劳动力和物质资本，从而决定了未来产出；养老保险缴费率决定了当期老年人的退休金水平，从而人口老龄化又影响着当期的社会福利水平。从预期寿命延长和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的角度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产出与福利的影响不仅是人口老龄化微观影响研究的自然延伸，亦是人口老龄化宏观影响研究的必要内容。人口老龄化危机将使我国的人口结构趋于恶化，人口结构的恶化不仅会带来劳动力市场失衡、人口红利消失，还会带来养老、医疗保障基金的支付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从预期寿命和养老保险缴费率的角度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生育率以及社会产出与福利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内生生育率的一般均衡世代交叠模型，通过最大化代表性消费者的终生效用求解出代表性消费者均衡生育率，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预期寿命增长和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对生育率的影响，并且基于对生育率的影响分析了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的影响。为了进一步验证理论模型中得出的结论，本文采用了数值模拟的方法，通过对模型中主要参数进行校准，以绘图方式展示了人口老龄化对生育率影响，并且为了避免相关参数估计不准确造成模拟结果出现偏差影响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采用遍历各参数可行值的方式对关键参数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本文研究发现子代偏好程度是平均预期寿命影响代表性消费者生育率的重要因素，若子代偏好程度小于特定水平，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将使代表性消费者的生育率上升，反之，则使生育率下降；而养老保险缴费率对生育率始终存在负向影响，即当期养老保险缴费率的上升会使得代表性消费者降低自身的生育率水平。平均预期寿命与下期劳均产出始终呈正相关，但下期劳均产出对平均预期寿命的弹性受到子代偏好程度的影响。在可行的范围内，平均预期寿命与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亦始终呈正相关，故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不但不会阻碍经济增长，反而可以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养老保险缴费率与下期劳均产出始终呈负相关，养老保险缴费率与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的关系取决于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增长速度，但在可行的范围内，养老保险缴费率与代表性消费者终生效用负相关。

因此，若政府希望在老龄化的进程中使代表性消费者提高生育率，反而不应当实施提高子代偏好程度的政策和宣传措施或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率水平，这样只会使得老龄化加剧的同时代表性消费者降低生育数量。建议政府将政策重心着眼于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并对养老保险缴费的变化提供一定程度的承诺，如保持当期缴费率不变，或保证养老金随时间变化会实现某种水平的增长等。此外，为保持生育率对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弹性，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控制居民终生财富中所得遗产的比例，如适时施行遗产税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