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雷、张欣钰、刘蕊（辽宁大学）

《经济评论》2024年第3期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而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资源是人才，这使引进人才成为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从2017年武汉市启动实施的“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和“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开始，我国各城市陆续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出现了一个全国性的“抢才”“抢人”浪潮。现有文献指出，此类政策对人才集聚产生促进效应，而人才的规模和质量对区域企业创新活动和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积极影响，从而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可见，地方政府的人才引进政策是基于本地发展需要的一种理性选择。尽管如此，人才引进政策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不应忽视：其一是人才引进政策必然对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均衡产生扭曲效应，这可能导致人才资源的错配和浪费。其二是地区间对人才的争抢有陷入囚徒困境式恶性竞争的倾向，这可能抵消已经形成的人才集聚外部性。其三是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推动“抢人”成本不断提高，对人才的引进成本已远超其专业技术投资成本，这种过度激励必然会放大人的机会主义动机。最后，各地人才政策中还存在政策设计结构失衡，对原有人才重视不够，行为主体角色错位，制度规范滞后，政策效用单一及同质化严重等问题。

本文认为，人才政策的根本目的是鼓励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即政策的着力点应是人才培养，这是人才政策背后有别于争抢人才的另一逻辑主线。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的直接而有效的办法就是对劳动者的专业技术投资行为进行普惠性的直接补贴。与地方政府所实施的以引才为主要目的的事后激励性政策（以下称为激励政策）相比，这种事前的普惠性直接补贴政策（以下称为补贴政策）更加“中性”，在鼓励劳动者投资专业技术的同时能够有效避免消极影响，它更应该是地方政府重点实施的人才政策。那么，对于促进劳动者专业技术投资而言，与激励政策相比，补贴政策是否有效，它对经济福利将产生怎样的影响，需要付出多少政策成本等问题有待学界提供明确的答案。

为了回答这些重要问题，本文在一个信号传递模型中设定了市场失灵的情境，并在此情境中对政府的两种人才政策进行了纯理论的比较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当经济陷入低质量均衡时，激励政策能够以更小的成本突破这种均衡，但对收入公平产生较大影响。第二，当经济中的均衡不稳定时，实施补贴政策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均衡的维持，并能够对收入公平提供更好的保障。第三，如果经济中存在无效投资劳动者，补贴政策的成本将显著上升，此时需要引入一个甄别机制以使补贴政策能够恢复高效率运转。整体上看，除在所需人才极端匮乏，且主动进行专业技术投资的劳动者十分稀缺的情况下应采用激励性人才政策外，激励性人才政策都应被普惠性补贴政策替代。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可概括为：通过在经典的劳动力市场信号传递模型中加入政府，使我们可以将政府的两种人才政策，即激励政策和补贴政策进行模型化，并在均衡结果中对两种人才政策的实施效果、福利效应、政策成本等进行全面比较。这项工作既是对信号传递理论文献的一个重要应用和拓展，也对我们理解和评价政府人才政策提供了帮助。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增强地方政府实施补贴性人才政策的激励。中央层面应对地方政府实施激励性人才政策进行必要的限制，但对补贴政策可以采取鼓励的态度。地方政府层面在实施补贴型人才政策时可分类分级进行，这样有助于减少政策外部性。第二，对于已经实施了激励性人才政策的地区，要提升政策实施效果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应减少高能力劳动者由于未能获得足够的信号水平而无法获得政府补贴的情况；另一方面，应减少领取了补贴但却不能创造更高价值的情况。第三，在普惠性补贴政策的实施中应设立必要的甄选和监管机制。在普惠性技能培训项目中设立必要的甄选机制或准入门槛，同时还应扩大技能培训种类以弥补因设立准入门槛而导致的培训规模下降。以此为手段，在实现普惠的同时不断提升培训效果，推动此类项目不断完善，切实服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