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阳、宋培、李琳、白雪洁（南开大学）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基于人力资本的调节视角》，《经济评论》

2024年第3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效率问题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有效配置稀缺的资源，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公平问题则要关注如何激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若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要优化产业结构来做大“蛋糕”，又要通过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来分好“蛋糕”。那么，实现这两者统一的主要驱动力为何？马克思在《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很早就注意到由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极大发展在经济结构转型与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技术革命驱动下生产资料市场需求的扩张、专业分工的细化与生产部门的多样化将提供更多非生产劳动部门就业机会，当先进技术带来生产力极大丰富的同时能够配合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从而冲破资本逻辑运行下生产与分配关系的桎梏时，即奠定了共同富裕所需的物质与制度基础。可见，数字经济发展统筹兼顾产业结构转型与共同富裕两大目标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

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之一舒尔茨将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受教育水平提高视为收入差距缩小与社会分配趋于平等的根本原因。部分学者通过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指出，在人工智能影响下，不同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与任务类型劳动力的就业水平与劳动收入存在差距，这本质上是人力资本水平差异带来的结果。中国高度重视人力资本提升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坚持人才引领驱动，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由此可见，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或将在促进数字经济兼顾产业结构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中起到关键的调节作用。那么，数字经济发展能否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兼顾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人力资本积累在其中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回答这些问题，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情境下充分挖掘数字经济潜能，强化人力资本的引领支撑作用，统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和共同富裕提供重要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

本文首先构建完全竞争市场下的多部门一般动态均衡模型，通过比较静态分析阐释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内在机理。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将直接影响资本和劳动要素在不同部门间的配置，改变各部门的产出份额，影响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从而内生决定劳动收入份额。基于模型构建与理论分析，本文通过数值模拟进一步直观展示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定量影响。使用服务业就业与产出份额提升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就业产出占比提升刻画产业结构转型。模拟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但是在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情形下将降低经济体劳动收入份额。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能够显著减弱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同时增强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的积极作用。基于我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本文发现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基准模拟情形一致，即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但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同时，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能够驱动数字经济发挥兼顾结构转型与共同富裕双重目标的效能。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此外，基于人力资本和城市经济与人口特征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我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人力资本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存在不平衡特征。

基于以上结论，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挥兼顾产业结构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提高的双重效能，本文提出以下针对性政策建议：（1）既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的积极作用，又要警惕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问题。应根据产业发展趋势适当保留一些环境友好且就业吸纳能力强的低附加值产业，为中低技能群体提供就业机会和技能提升窗口期。同时，通过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步伐与加大技能培训教育力度，减少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失业问题。（2）政企学多主体协同推动人力资本效能提升。政府层面，要坚持基础性人力资本投资与就业后技能提升类投资并重；企业层面，应不断探索和创新数字时代下人力资本培育、组织和管理方式；高校层面，需要注重教育内容与市场需求的一致性，培育应用性较强的人力资本，缩短人才就业转化适应周期。（3）关注城市间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发展差异，实现区域人力资本均衡发展。不同发展阶段和区域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特点显著不同，应通过缩小城市间教育投入差距，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高各地区地方政府发展自主性，实现人力资本与城市发展双向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