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煜 田素华（复旦大学）、吴德胜（上海交通大学）

《经济评论》2023年第6期

  经济数字化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加快了传统产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全面改革。自2012年以来，中国数字经济增速已连续11年显著高于GDP增速，数字经济持续发挥经济“稳定器”“加速器”作用。特别是进入后疫情时代，传统企业的生产经营面临停摆甚至破产的风险，而实施数字化战略的企业则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实现在线办公、数字营销和无人生产等变革活动。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生存的关键。然而，相较于欧洲46%和美国54%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中国企业普遍面临“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难题，导致数字化转型总体水平偏低。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大都处于简单的“上云”层次，严重挑战了数字经济的均衡和健康发展。

为纾困不同所有制企业数字化转型难题，国务院于2020年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指出国有企业应充分利用其资金和技术等优势，继续发挥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模范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六部门于2020 年出台《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加快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旨在通过减税降费、降低融资成本等方式助力民营企业数字化发展。基于此，我们提出研究问题：国有企业能否依托其优势赋能民营企业数字化发展，实现民营企业数字化发展由“低质低效”向“提质增效”转化?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3—2020年中国沪深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企业。本文将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这一事件视为“准自然实验”，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国有资本参股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1）国有资本参股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该提升作用存在3期滞后性，随后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2）机制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参股通过政策感知效应、资源补偿效应和竞争兜底效应，加快了民营企业数字化变革的响应速度，提高了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力和数字化质量，从而实现民营企业经济数字化的提质增效。（3）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大数据技术应用、高市场化水平地区和技术密集行业更突出，并且当国有股权占比较低时，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充当着“扶持之手”的角色；而当国有股权占比较高时则扮演着“攫取之手”，不利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

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期，推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融合共生发展，充分发挥市场效率和政府行政的双重优势，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增长和可持续发展。（2）明确国有资本入股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并非一蹴而就。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融合的过程中，组织制度、管理体系以及技术架构需要基于市场方式和公共治理目标两方面的不断磨合，从而实现激励相容。（3）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应保持合理比例，避免出现国有控股和国有独资，应充分激发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市场主体角色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主观能动性。（4）为提高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效应，应当分类精准施策，依照企业特点、行业差异、地区禀赋，发展独具特色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在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重点领域选择方面，优先支持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高技术企业，充分利用中国的数据要素禀赋，着力提振大数据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的开发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