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立国 张谊浩（南京大学）、马永远（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评论》2023年第6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发达经济体经历了长达20年左右“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期，学术界将这一时期称为“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并围绕该议题引发了激烈讨论。梳理已有文献可知，学界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好政策”(good policy)还是“好运气”(good luck)促成发达经济体长达20年左右的平稳运行。反观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是否也存在类似于发达经济体的“大稳健”？

部分已有文献指出相较于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2001—2007年中国经济波动较为缓和，经济运行较为平稳。但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时期通胀率和产出的标准差发现，于2008年中断的“大稳健”，在2012—2019年再度出现，并且较2001—2007年这一时期波动更为缓和。鉴于此，本文立足2012—2019年中国“大稳健”的现实背景，通过构建TVP-VAR-SV模型并综合运用模型适用性检验、模型参数动态学分析、预测误差方差分解、脉冲响应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对这一时期中国“大稳健”的成因作出客观研判。

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大稳健”得益于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实行。财政政策趋于积极体现在：危机后的财政政策较之于危机前不仅波动有所趋缓，而且政策持续性也有所增强。货币政策趋于稳健体现在：危机后政策操作的波动较危机前有所下降，无论是数量型工具还是价格型工具均有所体现。

其次，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大稳健”并非源于“好运气”，本质上是伴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战略的实施使得过剩产能得以逐步化解，加之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举措，极大增强了我国经济的韧性和自愈能力，从而抵御和分散了随机波动。

最后，模型适用性检验、模型参数动态学分析、预测误差方差分解、脉冲响应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进一步证实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大稳健”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一方面，这一时期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实行促进了经济波动的缓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举措抵御和分散了随机波动的影响。此外，本文的结论藉由模型滞后期、参数先验分布以及货币政策代理变量等6种不同情景的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基于实证分析结论，本文得出两个方面的政策启示：

一是进一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框架体系，探索建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融合的协调增益机制。实证分析显示，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与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政策框架体系密不可分，持续巩固夯实财政货币交互融合的政策框架体系不仅有利于发挥财政货币的协调配合效应，而且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政府应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效应，助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是进一步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细市场化改革举措，促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实证分析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举措极大增强了我国经济的韧性和自愈能力，从而有效抵御和分散了随机波动的影响。鉴于此，当前应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