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云（东北财经大学）、赵仲匡 宋敏（武汉大学）

《出生人口质量、人力资本与个体收入——基于低出生体重的视角》，《经济评论》2023年第5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5月5日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提高人口素质，这就要从提高出生人口质量做起。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先后制定实施三个周期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为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权利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我国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已取得了显著成就。

提高出生人口质量，不仅是提高整体人口素质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在“少子化、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提高出生人口质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要通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提升新增劳动力质量，以改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有效供给。

但是，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约，我国出生人口素质仍然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作为出生人口质量的重要衡量指标，自2005年起，我国低出生体重发生率呈逐年回升态势，且升幅持续扩大。低出生体重发生率持续反弹的趋势将如何影响人口质量？如果低出生体重仅仅对婴幼儿时期的成长具有短期影响，那么，就可以通过出生后的干预得到矫正。如果低出生体重不仅具有短期影响，而且对成年后具有长期影响且不可逆，那么就需要将干预时机提前到产前、甚至孕前。而干预时机的选择，对应着不同的政策措施，进而对于提升我国出生人口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已有考察低出生体重长期影响的文献中，尚缺乏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且已有文献对低出生体重影响个体收入作用机制的探讨仍然存在不足。基于此，本文着眼于低出生体重对个体发展的长期影响，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从低出生体重是否影响个体收入的视角，对我国出生人口质量的长期影响进行了深入探究。本文希望回答以下几个重要问题：（1）低出生体重代表的“先天不足”是否对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收入具有显著负影响？（2）如果存在长期影响，其影响的机制或渠道是什么？（3）这种影响是否可逆，即是否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得到弥补？

通过本文的实证检验，我们得到了如下重要结论：（1）低出生体重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更差。基于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低出生体重者的年收入较正常出生体重者平均低约44%。（2）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低出生体重对健康人力资本、内在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显著负影响，是低出生体重降低个体收入的重要影响渠道。（3）给定其他因素，低出生体重对个体的健康、内在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显著负影响，不因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水平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上述影响不能通过后天干预和家庭投入得到弥补。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基于中国的全国代表性数据，使用低出生体重作为出生人口质量的度量指标，考察了低出生体重对长期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为“胎儿起源假说”提供了来自发展中人口大国的证据。其次，已有研究大多从健康和教育等角度考察低出生体重影响个体收入的作用机制，不同于之前的研究，本文强调了健康人力资本、内在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作用，是对已有文献的有益补充。最后，“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加强孕前孕产期健康服务，提高出生人口质量”，因此，本文结论对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旨在降低我国低出生体重发生率，提高出生人口质量，我们得出了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在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决策实施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新生人口的数量，还需要对新出生人口质量给予足够的重视。具体来讲，需要加强对妊娠期女性营养状况的干预，降低婴儿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提升出生人口素质，减少较低“质量”新生儿带来的社会成本。这对于提高我国人口质量，缓解或降低“少子化、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积极意义。并且，通过政策干预降低低出生体重发生率的收益巨大，且相对后期的社会成本而言，前期干预成本也更低。第二，通过加强对妊娠期女性的营养状况干预和心理健康干预等措施，降低婴儿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减少较低质量婴儿形成的不可逆的社会成本，提高家庭与社会福利。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或补贴等方式增加孕妇妊娠期间的食物种类和数量，提高膳食质量，以进一步改善孕产妇身体健康状况，从而降低低出生体重发生率。另一方面，随着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除了提升女性身体健康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女性在孕期的心理疏导与干预，减轻孕期母亲的心理压力，从而降低新生儿出生体重过低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