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 赖筱威 郭秀锦（武汉大学）

《经济评论》2023年第5期

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更好的生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竞争愈演愈烈。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规模优势和区域影响力而努力扩大城市规模。巨额人口流动为城市扩张提供澎湃动力，在北上广深等超大型城市形成的同时，成都、武汉、东莞等城市脱颖而出，以远高于同级城市的速度成长，成为重构中国经济版图的重要力量。但是，“城长”的烦恼时刻困扰着居民生活，其中大气污染问题严重降低城市生活质量，因其极大地损害人民群众身心健康而被深恶痛绝。

中国政府的大气污染防控，大体以10年为一个周期制定治理目标与行动计划，解决突出的阶段性大气问题。细颗粒物（PM2.5）造成的空气污染是全人类健康面临的最大外部风险，因此在2011—2020年这一治理周期，我国着重治理以PM 2.5等为代表的大气特征污染物。2013年国务院发布与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分区域，分阶段”治理以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为特征污染物的区域性大气问题；2018年再次启动新一轮《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蓝天保卫战”），“进一步明显降低细颗粒物（PM2.5）浓度，明显减少重污染天数，明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明显增强人民的蓝天幸福感”。

那么，2011—2020年这轮针对PM2.5等特征污染物治理的大气清洁行动如何影响人口流动与城市发展格局？在当前美丽中国建设和区域竞争背景下，这一问题的答案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本文以“大气十条”和“蓝天保卫战”两次国家级大气清洁行动计划为准自然实验，综合运用交叠DID和工具变量法解决估计结果可能的偏误问题，研究大气清洁行动对人口流动、城市人口规模及结构、城市层级的作用，并探究其潜在机制及异质性效果。研究发现：大气清洁行动主要通过空气质量偏好机制吸引人口流入，显著扩大了重点控污城市人口规模，且因要素禀赋和发展阶段等城市特征差异而产生异质性效果。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对大气质量要求更高，重点控污城市在大气污染控制后流入更多高学历劳动力并改善了城市人口的年龄结构；同时大气清洁行动还提升了重点控污城市在中国城市层级体系中的位序。

缺乏有效治污激励是当前中国大气污染治理成果无法保持，污染问题难以根治的主要原因。本文研究结论为此提出政策启示：一方面，建立合理的劳动力引进政策。对于本地劳动力，地方政府进行劳动力技术、技能培训，鼓励劳动力就地就业和创业，并完善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基础建设服务，避免劳动力过度流失。各地人才引进政策会影响城市人力资源积累，从而影响当地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需要依靠高学历劳动群体，然而高学历劳动力对空气污染敏感性更强。因此，各地人才引进计划中除大幅度提高城市收入和福利补贴外，也不能忽略高端劳动力对宜居性的要求，以优质的城市环境吸引人才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另一方面，实施积极的环境保护政策。首先，落实“大气十条”和“蓝天保卫战”等政策要求，结合当地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制定针对性的规范和制度，通过加强责任落实力度提高奖惩制度的有效性。其次，重视源头治理工作，加大惩戒违规行为，从行政和经济角度两方面对污染源头产生的相关企业和部门进行惩罚。再者，加强对群众和企业的宣传工作，使其意识到空气污染的危害性从而自发地参与节能减排。最后，积极引入先进环保技术和方法，提高节能减排工作的质量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