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洁 宋培 逯海勇 李琳（南开大学）

《跨期增长阵痛期：中国经济结构向高质量服务化转型》，《经济评论》2023年第4期

相较于“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中去除了“服务业比重进一步提高”的要求，并首次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这与经济结构“服务化”转型的普遍规律是否相悖？关于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经验性学说揭示出经济重心伴随人均收入提升将从农业向工业进而向服务业转移。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国家整体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越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经济减速的幅度越大，这似乎与“结构性减速”现象相吻合。对此，多数学者从经济结构“服务化”的一般规律出发，认为增速下滑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不是结构性的，而是由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受限所致。若此轮经济增速下滑属于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那么“十四五”期间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是否有必要，或者说如何能保持？与发达国家经济转型时面临的单一问题不同，中国当前所遇到的是复杂性、结构性和系统性交织的难题，若不能顺利实现增长动能转换，这种转型“阵痛”很可能会演变为“久痛”。“服务化”是后发国家完成大规模工业化后的必经之路，但因结构转型失败而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国家不胜枚举。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阵痛”期，如何应对经济“服务化”可能带来的转型陷阱，已然成为当下亟需探究和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

本文首先基于产出份额和劳动份额对中国经济是否进入“服务化”阶段予以判断；其次从生产率差异和产业互动等视角对中国“结构性减速”的成立性进行再验证，并探讨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接着提出中国经济“服务化”是一种建立在制造业“未高先衰”上的“被动服务化”；最后探索数字经济助推中国经济转型走出“阵痛期”的可能路径。研究结果表明：2012年之前，中国服务业产出份额不断上升并非以工业产出份额下降为前提，而更多源于“去农业化”释放的比例空间；自2012年起，服务业和工业产出份额的“一升一降”和劳动份额的“两低一高”表明中国经济正式进入“服务化”阶段，且这种“服务化”更多地体现为“被动服务化”。中国服务业生产率显著低于工业且两者并未呈现显著的骤降趋势，表明中国此轮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减速”，而非全要素生产率的普遍下降；即便考虑产业互动，“结构性减速”仍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最大成因。生产要素被迫流入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可能会造成中国服务业低端蔓延和制造业“技术-效率”升级路径断裂的后果；经济增速放缓仅是“被动服务化”的外在特征，服务业低端蔓延和制造业“技术-效率”升级路径断裂才是“被动服务化”的本质体现。生产率是造成和化解这一系列错综复杂难题的关键，要想顺利渡过中国经济转型的“阵痛期”，就必须围绕提高生产率这一核心寻求解决路径，数字经济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服务化转型的全新契机。本文认为这一过程至少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借助数字赋能的行业差异，缓解“结构性减速”；第二阶段释放数字经济的增效潜力，抵消“结构性减速”；第三阶段深化数字技术的分工效应，走向“服务经济形态”。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以放缓“服务化”步伐、调整“服务化”方向、抓住数字经济机遇、加强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基本立足点，为中国顺利渡过转型“阵痛”期，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增长跨越提出以下对策建议：（1）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为结构转型提供缓冲空间。一方面，避免盲目淘汰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丧失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充分利用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区域潜力，逐渐推进低端产业由沿海到内陆、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城市转移，形成区域间及区域内的产业“雁阵模式”。另一方面，重新构建制造业“技术-效率”升级路径，逐渐摆脱对技术引进和模仿的依赖，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外部保障，如实施税收、金融、投资、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优惠和支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2）调整服务业发展方向，为结构转型打好发展基础。“服务化”替代“工业化”成为增长引擎离不开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充分发展，政府要明晰现阶段服务业发展目标，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升级的支撑作用。中国以知识生产配置为核心的服务业发展尚未成熟，应当限制低端服务业无效扩张，为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提前做好资金支持、人才培育、制度设计和环境打造等充足准备。（3）抓住数字经济机遇，为结构转型增添外部动力。一是要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通过制造模式的模块化实现传统产业效率改进，如智能制造、定制化生产等。二是要依托数字技术优化供给结构，精准匹配产品的供给与需求，解决供需错配难题。三是要依托数据这一新生产要素，探索商业新模式、新业态。（4）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为结构转型提供内生动力。一方面，以智力资源为依托，围绕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等主体，打造产学研协调发展的科技园区，重塑创新人才培育模式。创新人才培育必须打破以往的学校教授基础学科、企业提供实践经验的培养模式，充分利用大学科技园作为中介载体，塑造学校、企业融合培养人才的全新模式，为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高级化提供人力资本“量的有效积累”。另一方面，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制造业技能劳动力流出难题。制造业相较于服务业在区位选择上具有天然劣势，促进城市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提升制造业所在城市的吸引力是解决该难题的关键，这有利于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间“量的合理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