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碧云 郭壮哲 易行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张凌霜（广东金融学院）

《经济评论》2023年第3期

2021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逆全球化风潮迭起和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严峻国际形势下，破除制约消费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是加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的环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居民家庭的发展型与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比重由2013年的35.87%上升至2020年的37.2%，但与欧盟27国（42.7%）、美国（65.8%）、日本（40.0%）、俄罗斯（64.5%）和土耳其（43.8%）等经济体近十年的平均水平相比仍然具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数字经济已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正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根据2022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8%。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由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引领的新业态新模式正成为居民家庭消费扩容升级的新热点。《“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创新发展‘云生活’服务，深化人工智能、虚拟现实、8K高清视频等技术的融合，拓展社交、购物、娱乐、展览等领域的应用，促进生活消费品质升级”。在信息科技技术不断深入发展过程中，数字经济对居民家庭消费升级有怎样的影响效应？其影响机制是什么？家庭所在地区数字创新要素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差异是否会影响数字经济作用于消费升级的效应？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和2017年数据，基于因子分析法构建家庭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采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居民家庭的生存型消费支出占比，提高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进而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处理之后，该结论依旧显著。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拓宽居民家庭收入渠道、降低收入与消费不确定性、缓解流动性约束以及拓宽居民家庭社会网络四个机制促进消费升级。第三，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处于高数字创新要素、高数字基础设施和高金融可得性地区家庭的消费升级促进作用更大。

以上实证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等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首先，数字经济发展对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因此需要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打造消费新业态。其次，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居民各类收入水平、降低收入与消费不确定性冲击、缓解流动性约束以及拓宽居民家庭社会网络四个渠道作用于消费升级。因此，加大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需要从促进数字经济平台健康发展出发，推动数字技术领域的创新创业活动，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增加创业机会，提高居民劳动收入与经营性收入；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优化金融产品设计，智能化分析居民投资特征与风险偏好，为居民提供全方位的金融理财服务，促进居民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政府部门应更加积极地利用数字技术，完善扶贫信息网络系统，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保证财政扶贫转移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居民的转移性收入。此外，扩大优质数字资源供给，利用大数据建立完善的居民信用风险评估体系和保障机制，降低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金融排斥，拓宽个性化的金融与保险服务渠道，提升居民利用数字经济缓解风险冲击与流动性约束的能力。最后，数字经济发展依赖于数字经济的创新研发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加大对移动通信网络技术研发支持力度，加快建设包括5G网络、千兆光纤网络在内的基础设施，扩大互联网覆盖范围，提高数字接入质量和传输能力，弥合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并且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配合金融机构物理网点，完善金融机构的信贷评级机制，扩大金融服务范围，发挥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