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瑾（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2020年8月美联储正式宣布采取平均通胀目标制(AIT)，这是其货币政策范式的重大转变，对各国央行产生了重要影响。2021年7月欧洲央行宣布实施对称性通胀目标的货币新策略。与美欧货币政策新框架密切相关的通胀目标制再次引起广泛关注。
理论上最优通胀率应为负或为零，但主要基于政策现实的考虑，各国都设定了大于零的通胀目标（2%标准）。虽然Friedman规则、单一货币增速规则和新凯恩斯主义都表明，最优通胀率应为负或零，但这些分析都是针对长期情形，货币短期非中性意味着央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更主要的是，有效利率下界（ELB）将导致利率政策无效，通胀指标很可能存在高估，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在低通胀区间可能并不是垂直的，工资在经济衰退期间的下降程度（灵活性）更大，这些现实考虑促使各国选择大于零的通胀目标。
作为一种货币策略或货币政策框架，通胀目标制的成功主要在于其增强了货币政策透明度和可靠性，但越来越兼顾其他目标及更灵活的安排呈现出明显的相机抉择特征。由于货币政策传导存在一定时滞，通胀波动与产出波动也存在着一定的交替关系，因而当前所有通胀目标制国家央行仍要兼顾就业、增长等目标，均实行了弹性通胀目标制（FIT）。通胀目标制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灵活的货币政策框架，为央行提供了类似规则的政策弹性，因此通胀目标制也被称为“受约束的相机抉择”。但是，通胀目标制并非一劳永逸的“万能药”，其成功主要在于增强了政策透明度和可靠性，以通胀作为优先目标有效避免了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越来越灵活且富有弹性更接近于相机抉择，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央行的政策信誉。
美联储转向平均通胀目标制的过程具有明显的相机抉择色彩。为避免不必要政治压力，美联储一直不愿明确采用通胀目标制，即使是2012年1月首次明确具体通胀目标以来，实际上仍采用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双目标制。但在宣布采用平均通胀目标制后不久，联储时任副主席Clarida表示货币政策新框架并不是革命（revolution），而是2012年FIT的自然演进（evolution），这显然具有强烈的相机抉择色彩。而且，更加关注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状况将损害货币决策自主性，未明确平均通胀的时间范围、加息时限等技术细节也降低了政策透明度，这都将对美联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带来严峻挑战。美联储在2021年底不得不放弃通胀是“暂时的”说法并进行政策转向，这实际上已损害货币政策信誉。
通胀目标制的基本思想最早可追溯至Wicksell的自然利率理论，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已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理论研究。基于累积过程和自然利率理论，Wicksell提出了通胀率为零的价格水平稳定目标制，1930年代瑞典曾进行过相关政策实验。随着通胀目标制的广泛流行，很多学者对瑞典经验和价格水平目标制（PLT）进行了深入研究。与通胀目标制下货币政策当局只要前瞻性决策实现未来2%的通胀目标的既往不咎方式不同，PLT下货币政策当局需要进行政策超调以使价格水平恢复到原有变化路径，承诺对通货膨胀率目标偏离进行补偿的“既往需咎”，其最大优势在于能够减少未来价格的不确定性，相当于价格和产出的自动稳定器或免费的午餐。与PLT类似，AIT也采取“既往需咎”的补偿方式，只是仅回溯选定的一段时间。
美联储平均通胀目标制的实质内涵是临时价格水平目标制。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自然利率持续下降打破了通胀预期与通胀目标的“极好巧合”，通胀预期往往被锚定在低于目标的水平，这限制了央行政策空间。为此，美联储从2018年11月开始对货币政策框架进行深入评估，很多学者还提出了通胀区间目标制、名义GDP目标制、临时价格水平目标制（TPLT）等主张。其中，TPLT是在ELB时期采用PLT，同时保持通胀目标制框架和当前2%的目标，在摆脱ELB约束后重新转向FIT，也即“单向补偿”策略，这将有助于缩短ELB时期，避免政策框架频繁变化。Clarida多次指出2020年8月美联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实质上就是在ELB下的TPLT，一旦脱离ELB就将恢复到FIT。
通胀目标制属于最优货币政策目标规则，但作为简单工具规则的泰勒规则仍非常稳健，复杂的最优货币规则并未得到严格遵守，未来仍应探索符合实际的简单稳健货币规则。通胀目标制及与之相关的PLT、AIT和TPLT都是满足目标函数最优化条件并给出货币政策工具调整原则的目标规则，充分考虑经济各种冲击，因而相较于简单工具规则的泰勒规则能够更大程度实现社会福利最优。但是，只要满足利率调整大于通胀变化的泰勒原理，泰勒型规则仍非常稳健，而过度追求社会福利最优的目标规则并未得到严格遵守，表现出明显的相机抉择倾向，政策效果并不稳健。探索能够更好解释现实的简单稳健货币政策规则具体形式，对各国货币政策重新转向规则决策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未来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向。
中国应吸取通胀目标制经验，完善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尽管美欧货币政策新框架仍面临很多挑战，但美欧央行都进行了广泛深入评估，在与市场充分沟通后才进行改革，这恰恰体现了通胀目标制的精髓。无论是否实行通胀目标制，央行都要加强与市场沟通，提高政策透明度，增强政策信誉，有效引导预期，从而使货币调控“事半功倍”，这对中国有着重要的启示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