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亚雄 王修华 刘锦华（湖南大学）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效果评估——基于绿色经济效率视角》，《经济评论》2023年第2期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宣布，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毋庸置疑，这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绿色金融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201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我国成为全球首个由中央政府推动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国家。2017年，国务院决定首先在全国五省八地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这标志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迈入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区域探索相结合的新发展阶段，目的就是要在体制机制上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全国进一步发展绿色金融探索有效路径，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发展。那么，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效果如何？其设立是否显著提升了地区绿色经济效率，促进了地区经济绿色转型升级？

基于超效率DEA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度的绿色经济效率视角，本文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评估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的经济效果及作用机制。结论如下：第一，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后，试点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得到显著提升，这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效率的提升，绿色技术进步并不明显。第二，宏观机制结果显示，试点地区主要通过吸引外商投资提升绿色经济效率，对环境规制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不显著；微观机制结果则表明，试验区设立显著促进了绿色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提升了绿色企业的研发支出和全要素生产率，而明显抑制了污染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降低了污染企业的研发支出和全要素生产率。第三，试验区的绿色经济效果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宏观目标方面，试验区设立对产业升级类和资源开发类试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明显，对生态脆弱类试点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则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微观效应方面，试验区设立对大规模污染企业生产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对大规模绿色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对小规模绿色企业的作用不显著。

为充分发挥试验区的试验田作用，向全国复制推广绿色金融发展经验，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稳步扩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试点范围。在已有试验区的经验上，可以稳步增加试验区试点城市，并坚持差异化完善现有绿色金融制度，支持金融机构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或绿色支行，创新探索绿色金融产品。二是构建支持绿色技术进步的长效机制。要完善激励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加大对绿色科技创新项目的补贴力度，引导金融资金向关键绿色技术突破项目、节能环保型绿色产业流动，缓解绿色技术创新的融资约束。三是引导污染企业加大创新投入，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继续坚持“区别对待”原则，可以适当加大环保补贴力度，鼓励污染企业通过技术改造、生产工艺改进等方式进行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市场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四是充分考虑空间布局异质性和企业规模异质性，加大生态脆弱类试验区的政策支持力度和对小规模绿色企业的支持力度。政府部门或机构在制定和优化绿色金融政策时，应防止“一刀切”政策，充分考虑生态脆弱类试点地区的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等情况，推出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而且要充分调动小规模绿色企业的积极性，推动地区经济全面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