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新庭 谢建国（南京大学）
长期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从事全球价值链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如何突破低端锁定、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心。“十四五”规划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2035年远景目标之一，最低工资标准不仅直接关乎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公平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手段。设立最低工资标准的初衷是保护劳动者权益，其上调纠正了中国劳动力价格偏低的趋势，但也使企业承担了更高的劳动力成本。最低工资上调增加了企业的雇佣成本，促使企业引进工业机器人来优化生产流程。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国务院出台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也明确，到2025年人工智能将成为带动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统计，中国是目前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2020年中国制造业的机器人密度排名跃升到全球第9。
实现价值链攀升需要多要素共同协作，梳理相关文献不难发现，劳动使用与人工智能存在互补关系。那么，当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劳动力成本，人工智能是否能够缓解、甚至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如果产业智能化能够抑制甚至是抵消劳动力成本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负面影响，那么劳动要素收入的改善与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提升并行不悖，最终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共赢局面。在人口红利缩减背景下，兼顾“效率”与“公平”无疑是全面平衡“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的重要选择。
本文在Kee和Tang（2016）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分析得出最低工资标准通过影响企业成本加成与中间品相对价格作用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继续将产业智能化置于理论框架中，得出产业智能化调节作用的影响途径：一方面，劳动力成本提升促使企业更倾向于采用智能化技术替代劳动力，这种替代效应会降低劳动力在附加值中所占的份额，从而削弱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成本加成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可能引发企业创新，但缺乏高级劳动要素与先进技术的匹配，短期内最低工资标准引致的创新效应难以显现。因此，产业智能化的调节作用的实现关键在于实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创新效应，以此改变中间品配置。为此，本文利用2001—2015年地级市最低工资标准数据、IFR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重点关注了产业智能化在最低工资标准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增加了企业成本负担，抑制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升，但是该抑制作用受到产业智能化的调节影响。分组回归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抑制效应和产业智能化在其中的调节效应主要表现在加工贸易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机制分析表明，产业智能化通过人力资本渠道和创新渠道缓解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抑制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继续深入贯彻落实最低工资标准制度提供了经验依据，也为企业克服劳动力成本压力实现价值链攀升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一，坚定不移地实施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保持最低工资标准合理有序增长，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加强对中低技能劳动者的培训和引导，保证劳动效率与最低工资标准同步提高。
第二，抓住人工智能的发展契机，推进产业智能化升级，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地，促进人工智能与各产业高度融合。同时加快培育人工智能高端人才，减少因技术变革引起的摩擦失业，以实现产业智能化与人力资本匹配的发展模式。最终通过创新赋能、人才助力，引领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迈进。
第三，加快实现智能自主化。关键智能技术依赖进口是影响国内产业链的不可控因素，这要求我国加快实现智能自主化，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瓶颈，超前布局人工智能技术变革，提升本国智能产业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