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逵友 李增福 潘南佩（华南师范大学）、倪江崴（广州理工学院）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经济评论》2023年第2期

二十一世纪伊始，一些经济学家发现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自1995年以来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现象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过低水平的劳动收入份额将导致我国初次收入分配失衡，个体收入差距拉大，国民消费水平下降，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将共同富裕列为2035年远景目标。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正迈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成为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于传统产业而言，数字化冲击无处不在，数字化重塑不可避免。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指在业务数据化后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数据整合及对组织、业务、市场、产品开发、供应链、制造等经济要素进行全方位变革，实现提升效率、控制风险、增强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形成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并存的局面。由此可知，数字化转型是传统行业融合新型技术，对企业上下游生产要素、组织协作关系等实施数字化变革，从而完成全链路的资源化整合，形成新的商业模式，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基于上述背景分析，一个有趣且有价值的问题跃然而出：当步入数字经济时代，微观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之后，要素收入分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是资本分得多还是劳动分得多？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分？在对现有文献梳理之后，我们并没有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但是从中得到了许多启发。国外学者的研究就数字技术的应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持泾渭分明的两种观点。基于不同的数据和研究场景，大部分国外研究认为，数字技术进步造成了技术资本要素对劳动要素的“替代效应”，导致劳动要素比例下降，从而减少劳动收入份额；但在某些领域，技术进步的“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提高了劳动力结构水平与劳动力的平均薪酬水平，从而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前期研究的启发，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准回归的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稳健性检验结果并未改变研究结论。此外，文章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所以能够显著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两条路径达成的。异质性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用在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

 本研究具有以下政策启示：第一，进一步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均有正向作用。因此，企业无论是从练好内功还是增强外援的角度出发，数字化转型都不失为一种有利的选择。第二，高新技术企业拥有更高的劳动雇佣水平，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应注重技术水平的创新，增加对高人力资本员工的雇佣水平，进一步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第三，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意识到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发挥好政府引导作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利条件。政府部门应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信息传递效率，建立和健全有效的信息披露体系制度，以此增强数字化转型的“信号效应”与“曝光效应”，增强“内部控制质量提升效应”，从而提高全社会的劳动收入份额，使广大劳动者分享到更多的经济成果，促进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