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鹏鹏（安徽农业大学）、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

《逃离抑或竞争：地权稳定性对农民教育投资的影响》，《经济评论》2023年第1期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习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农村的教育事业，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为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高素质劳动力和人才储备，而且能够改善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推乡村振兴。因此，农村教育的重要性意义不言而喻。

　　事实上，中国农村居民并不缺乏教育投资的热情。1996—2005年，农村高考考生报名人数实际年均增幅高于城市5.45%。农村考生录取人数实际年均增幅高于城市9.11%。2001—2010年，农村居民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从227万增加到592万，10年间增长了1.6倍；而同时期城镇居民报考的人数从231万增长到365万，只增长了60％。《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2）》数据显示，2001—2020年间，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7.5年上升到了9.2年，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0.8%上升到了为5.7%。另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统计，中国农村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从2012年的2.95%增长至2018年4.98%。而且，中国农村社会长期盛行的“学而优则仕”、“日日应举亦不累”、“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无不表达着“读书改变命运”与“光耀门楣”的农村教育观和村社农民教育热情。

　　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决定了其只有靠激励才能调度，从教育投资的角度看，也只有合乎预期的回报激励机制形成了，个人或家庭才可能有动力强化教育投资。对中国农村居民而言，教育的作用除了增加自身人力资本之外，还有突破阶层阻隔，降低就业歧视，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获得城乡潜在收益差额等重要功能。特别是在人地矛盾极为尖锐的中国农村，农村居民长期面临着地权稳定性不足的历史痼疾，地权风险诱发的生存风险不断强化着农民走出农村、离开农业以寻求稳定生活环境的生存倾向，也强化着农民教育投资的热情、塑造着农民“读书改变命运”、“读书是唯一出路”的教育观念。

　　对中国农民而言，读书受教育具有应对地权稳定性不足的重要功能。一方面，农村教育是一条重要的“正向隧道”，成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正式部门就业的重要通道，可以有效规避地权风险的威胁；另一方面，读书受教育实际上是中国农村社会中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信号显示作用，受教育可以获得村社群体尊重，赢得社会普遍支持。地权稳定性不足意味着地权“公共领域”扩大以及租值耗散，将强化农民基于地权租值攫取的机会主义冲动，而教育的社会资本价值将是强化农民家庭地权竞争力量的重要砝码。因此，在中国农村社会，读书受教育具有重要的行为发生学意义，不仅可以拥有地权风险下更为充分、自由的外部发展权利，而且可以裹挟更多社会资源参与村社地权竞争。显然，中国农村教育激励与农民的土地稳定性、安全性密切关联。

　　基于以上认识，文章试图揭示中国农民教育观念背后的制度内涵与产权逻辑。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不仅能够从理论上理解农村地权稳定性不足情境下农民教育投资的基本性质，而且能够在实践层面为进一步推进农村教育事业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为此，文章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农户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户教育投资的影响，并探讨了这种影响的发生机制及在不同村社环境、地理区域的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农民教育不仅是地权不稳定、不安全时寻求“逃离”农事活动的生存性策略，也是壮大地权博弈与竞争力量的工具性手段。地权稳定性不足将强化农民的教育投资，并且地权稳定性不足的村社农民具有更长的受教育年限且更不认同“读书无用论”，地权不稳定形塑了“读书改变命运”的集体意识。由此，读书、受教育在中国乡村、农民群体中具有生存保障价值和改变社会阶层的重要功能。中国农村历来盛行“学而优则仕”“读书改变命运”“读书是唯一出路”的观念，文章从中国农地制度界定与实施的角度阐述了这一传统观念生成的制度诱因与产权经济学逻辑，从而有助于丰富人力资本性质的研究文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中国教育“神经末梢”的农村教育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尤为重要。我们文章所发现的农村教育的制度内涵，实际上反映出中国农村教育的工具性特征，我国政府应重点关注并支持农村的教育事业，特别要重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教育问题，尤其要维护教育公平，改变教育观念，诱导农村工具性教育向优质性教育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