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阳（安徽财经大学）、张进铭（江西财经大学）、余泳泽（南京财经大学）

《财政补贴能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溢出效应？》，《经济评论》2023年第1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财政补贴长期以来被视为政府对企业重要的“扶持之手”。1999—2007年，12%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获得财政补贴，上市公司中获得财政补贴的企业占比更高，且从2007年的70.9%提高到2020年的98.9%。从时间维度来看，财政补贴强度也是整体波动上升的。2022年中央将财政政策定调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然而，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化情况来看，尽管2007年以来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2019年后有所下降。随着近期经济下行、地方隐性债务攀升，叠加国际竞争环境变化，进一步收窄了财政补贴的政策空间。在此“压力型”财政背景下，如何提升财政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效果，成为事关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目前关于财政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主要涉及两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通过计量实证明确财政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探讨其作用作用机制。已有研究就财政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形成了促进论、抑制论和不确定论三类观点，其中持抑制论观点的研究较多，在理论分析的过程中，多数研究者利用配置效应和挤出效应来分析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然而，由于这些研究较少涉及财政补贴的溢出效应，据此分析财政补贴政策的有效性不够全面，其机制也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溢出效应的形成机制。事实上，作为政策变量，财政补贴的溢出效应是不可忽视的。那么，财政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溢出效应？是促进了还是抑制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者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考虑溢出效应后该怎样实施财政补贴政策？基于此，本文探索性地构建溢出-吸收模型，系统地分析溢出效应的形成机制和路径，利用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进行溢出效应测度，并尝试构建溢出效应机制检验框架实证检验其形成机制，为针对性地实施财政补贴政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溢出效应的概念决定着获得财政补贴的企业和因溢出效应发生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企业并非同一研究对象，因而Giannakas等人提出的产出-财政补贴模型并不适用。为此，本文尝试对该模型进行拓展，首先构建溢出、吸收两类企业的生产函数，进而通过数理分析推导出溢出-吸收模型，利用溢出过程、吸收过程两个维度和要素配置效应、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三种效应分析财政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根据理论分析，财政补贴很可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正向溢出效应，要素配置效应、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则是其形成机制。为了检验以上机制，本文构建企业层面空间权重矩阵，利用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进行溢出效应实证测度。根据实证测度结果，财政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考虑内生性后的稳健性检验仍然支持这一结论。进一步地，财政补贴是否通过要素配置效应、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形成溢出效应仍需进行检验。考虑到尽管空间计量模型能够测度出财政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却不能揭示其中的机制，需要重构机制检验框架，因而本文尝试基于理论部分提出的溢出-吸收模型，提出溢出企业财政补贴核算方法，结合变量重构和多重中介效应理论思想构建溢出效应形成机制检验框架，并梳理得出财政补贴通过要素配置效应、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三个机制变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溢出效应的路径，以便在此基础上构建方程进行机制检验。根据机制检验结果，财政补贴通过要素配置效应、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溢出效应，其中示范效应、竞争效应是形成溢出效应的主要机制，而要素配置效应的回归系数较小且为负，与既有文献中“要素误置论”的观点是一致的。

　　结合研究结论，本文可能具有如下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建立精准补贴机制，推动财政补贴由“大水漫灌”向结构性“精准滴灌”转型。当前“压力型”财政背景下要更加重视财政补贴提质增效，突出财政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扶持之手”的作用，让财政补贴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二，客观对待地理距离规律的影响，积极借助新一代新型技术弱化其约束。地理距离对传统要素流通和企业相互依赖性仍然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用好新要素、新技术。

　　第三，重视财政补贴政策效果的异质性。本文的研究表明，对西部地区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实施财政补贴具有更大的溢出效应，同时在当前半导体芯片、航空发动机、人工智能、工业母机等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领域也更需要财政补贴政策倾斜，因而有必要分类实施，因地施策，因业施策。

　　与以往财政补贴相关研究不同，本文将研究主题聚焦于财政补贴的溢出效应，从理论上论证了财政补贴具体通过哪些机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溢出效应，结合实证分析明确了溢出效应的大小、符号及各机制的作用情况，拓展了财政补贴研究的范畴，为论证当前财政补贴政策的有效性和今后财政补贴提质增效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文章在既有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拓展，通过数理模型推导出新的包含溢出和吸收两类代表性企业的溢出-吸收模型，利用该模型明确财政补贴形成溢出效应的机制及路径，也丰富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内容。此外，文章还在Hendren和Sprung-Keyser边际分析思想的基础上，创新性地通过设置差分形式的变量并形成机制检验框架，较好地解决了机制检验内生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