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昕东 沈承放（华侨大学），《经济评论》2022年第5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只有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和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已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目前这些国家仍缺少经济增长的动力，徘徊在人均GDP3 000至12 000美元的发展阶段而无法进一步提高。大量研究表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收入差距巨大，收入不平等抑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有学者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高收入国家的收入差距促进了经济增长。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地域发展不平衡，收入水平处于由低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历史阶段，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而且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稳定性、储蓄习惯、消费习惯以及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等都与其他国家不同。因此，必须借鉴世界各国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当前收入差距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律开展深入研究。

早期国外学者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Kuznets提出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呈“倒 U 型”关系。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受到国外学者重视。20世纪80年代之后某些东南亚国家和南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递减，经济增长出现停滞，无法成为高收入国家。21世纪初国外研究重点转向区分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在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相反表现，即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完全相反。进入21世纪，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异质性问题。

关于已有研究的不足有以下几点。第一，关于转折点的研究要考虑各国的国情与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二，缺少针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的研究。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已有研究大都使用普通回归模型或门限回归模型，也有平滑转换回归模型。用回归模型研究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点不足，一是无法刻画时间上的变化规律，二是无法刻画时间上的滞后性。第四，影响机制的研究不够全面，已有实证研究成果仅仅研究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效果，或者是通过某些路径的影响，而缺少对一些重要路径的研究，比如通过社会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五，国内区域异质性尚未得到应有重视。中国国土面积广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基于国家平均水平制定收入分配政策，可能会不利于某个区域的经济增长。第六，在政策研究方面，已有研究结论各不相同，究竟是扩大收入差距还是缩小收入差距，通过初次分配调节还是二次分配调节，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选择。

最后，结合中国经济现实，本文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空间。一是结合中国国情确定转折点。国内已有文献研究了改革开放初期到实现中等收入这一阶段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转折点，缺少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这一阶段转折点的研究，特别是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稳定性、储蓄习惯、消费习惯、家庭和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政府政策、互联网的深度普及、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检验转折点是否已出现或预测转折点何时出现。二是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综合机制研究。需要特别关注收入不平等通过影响社会稳定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三是中国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四是调节收入差距的政策研究。政府部门需关注初次分配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增值税向所得税转变的增长效应和福利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