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岭（厦门大学）、唐昱（复旦大学）、胡天禛（浙江大学）、邵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评论》2022年第5期

“共同富裕”作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在宏观经济学理论框架下分析共同富裕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共同富裕实现的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最终完成对该概念的学理化阐释是极具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完成这项工作，首先需要以理论模型能够为分析“增长与分配”留下多大的空间为标准，对三大宏观经济学理论范式——新古典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评估和比较，以寻找一种合宜的基准模型。

本文从劳资间收入分配的角度出发，把共同富裕界定为“劳资双赢”，保证工资总额与利润总额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协同增长。在此基础上，比较了三大理论范式的宏观经济模型各自在理论层面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仅将(有效)需求视作影响短期经济波动的因素，忽视了总需求在长期中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其拓展研究中，更多是借助外生冲击来研究收入分配不均的形成过程，没有把收入分配内生化。简言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不能在经济增长中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新卡莱茨基模型回避了供给对于有效需求的约束，在研究劳动者内部的收入分配问题上有较大局限性。由于其过分强调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忽视了在经济增长中解决收入分配的可行性。因此，两者都不适宜作为共同富裕分析的基准模型。“劳动纪律-总需求”模型承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为起点的分析传统，并综合了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为研究“增长-分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分析框架。该理论框架能够克服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的缺陷，因而适合作为研究共同富裕的基准模型和理论框架。

直面我国标准化需求和个性化需要并存的动态需求结构的特殊性，通过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变革，重塑劳动纪律构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弹性生产网络，从而在经济增长中实现劳资双赢的分配格局是我国迈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第一，变革国有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塑造消费驱动的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第二，重塑民营企业的劳动纪律，构建投资驱动的工资导向型增长体制；第三，构建由负责集成创新的国有企业和不同层次的模块化生产的民营企业组成的国内生产网络。作为后发国家，我国充分发挥本土因素的作用，凭借生产组织形态创新，是有可能赶超先进国家的。因此，回归组织控制导向的生产组织方式创新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利选择。

本文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增长-分配”理论传统，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纪律-总需求”模型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个“增长-普惠”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中，经济平等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在生产组织变革的条件下发生的。本文认为生产组织方式对劳资双方的收入分配起关键作用，而我国具备通过生产组织创新导向实现共同富裕道路的条件，并且，这一共同富裕路径在理论上超越了通过再分配手段缩小贫富差距的旧方案，更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