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源源 李建军（西南财经大学），《经济评论》2022年第3期

劳动收入占比是经济学研究中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著名“卡尔多事实”认为在长期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保持稳定。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却呈现出下降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把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作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时代目标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此外，国民收入分配状况决定居民部门的收入份额，而收入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基础。因此，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既是扩大内需构建国内大循环的需要，更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气候变暖、空气和水资源污染等生态问题日益凸显，环境问题成为当今时代的核心议题。为贯彻落实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2012年2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了《绿色信贷指引》，以行政督导的形式要求商业银行在配置信贷资源时，应该考虑企业及其关联方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环境风险，以限制重污染、高耗能企业盲目扩张，引导其绿色健康发展。作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点，绿色信贷政策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对绿色经济增长、企业投融资以及绿色创新行为等产生影响，那么绿色信贷政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绿色信贷政策兼具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两大功能，探究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仅为实现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份额“双赢”提供了理论证据，还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设计系统性、兼容性政策提供有益参考。有鉴于此，本文从企业人力资源与信贷资源再配置视角，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降低了重污染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绿色信贷政策可以发挥人力资源升级效应，提升高人力资本劳动者比重和平均工资，促进重污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另一方面，绿色信贷政策会产生信贷约束效应，限制重污染企业的信贷融资规模和融资能力，进而导致重污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减少。进一步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异质性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呈现显著的非对称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度较高的企业和经营风险较大的企业的降低效应更为明显。

以上结论具有三点政策启示：首先，应增强绿色信贷对重污染企业进行生态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继续严格执行对重污染企业信贷限制，通过信贷规制“倒逼”企业改进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驱动企业雇佣高技能劳动力，促进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带动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其次，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建立动态调整的惩罚与激励机制，积极引导重污染企业加大环保投资，拓宽绿色金融客户的覆盖面，给予有绿色创新意愿且符合授信条件的企业定向金融支持，推动企业人力资本优化，从而发挥绿色信贷政策的绿色红利、技术红利、转型升级红利和劳动者收入红利等多重红利。最后，在制定环境等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政策的次生效应及可能对劳动者收入或要素分配格局的影响，加大针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特别税收优惠及专项补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劳动者权益保护和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等基本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