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 蒋永穆（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经济评论》2022年第2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从GDP中三类产业占比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中国服务业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从就业结构看，中国已经逐渐迈向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劳动力市场逐渐出现了劳动力市场极化或工作极化现象（labor market polarization or job polarization），包括就业极化和工资极化。其中，就业极化表现为中等技能劳动者就业比重不断下降，而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者就业比重不断上升的“U”型分化现象。工资极化则表现为中等技能劳动者工资增长缓慢，而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者工资增长较快的“U”型分化现象。在中国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同时出现了劳动力市场极化现象。那么产业结构服务化是否会导致劳动力市场极化？国内研究这一问题的文献寥寥无几，且仅从计量分析视角考察了产业结构变化与劳动力市场极化的关系，未能从理论模型视角分析产业结构服务化对劳动力市场极化的具体作用机制。因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产业结构服务化对劳动力市场极化的作用机理。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首先，构建一个数理分析模型，从理论视角分析产业结构服务化对劳动力市场极化的作用机制。其次，按照职业分类方法，利用中国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2020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分职业类别和产业部门考察了1982—2019年我国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的就业变化趋势和工资变化趋势。第三，将职业就业比重变化进一步分解为来自产业部门之间就业变化的贡献和产业内部职业就业变化的贡献两部分，从实证视角验证产业结构服务化对劳动力市场极化的影响。第四，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证实了就业技能障碍阻碍劳动者就业升级。

通过本文研究，我们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产业结构服务化通过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促使高端服务部门和低端服务部门的工资增长率高于生产部门，从而使工资增长呈现中间慢，两端快的“U”型趋势，由此出现了工资极化现象。第二，在工资极化背景下，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就业也随之出现极化。第三，在就业极化形成过程中，劳动者就业技能障碍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影响就业极化的具体模式。如果不存在劳动者就业障碍，即不同技能劳动者可以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自由流动，那么当生产部门相对工资率下降时，低端服务部门和高端服务部门相对于生产部门而言，其就业量的绝对值和相对值均增大。若存在劳动者就业技能障碍，那么较低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便无法完全进入较高技能就业部门就业，那么当生产部门相对工资率下降时，低端服务部门的就业增加量会远大于高端服务部门的就业增加量。第四，利用中国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2020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证实了中国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和劳动力市场极化趋势。第五，利用标准的就业份额分解方法分析表明，中国产业结构服务化是劳动力市场极化的重要原因，职业就业变化几乎全部来自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就业比重变化的贡献。第六，就业技能障碍限制较低技能劳动者流入较高技能就业部门，不利于劳动者就业升级。

劳动力市场极化现象的出现，使得中等技能劳动者就业比重下降，中等收入劳动者减少，不利于形成数量巨大的中产阶层，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中产阶层减少以及收入不平等加剧是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而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使得中国逐渐转向服务型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越来越依靠国内消费支撑。根据本文结论，在劳动力市场极化背景下，若想通过增加国内需求的方式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新发展格局构建，关键在于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首先，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提升，可以直接提高劳动者工资率，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其次，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提升，可以使劳动者克服不同部门之间存在的劳动就业技能障碍，转向更高技能的就业岗位，进而获取相对较高的工资率，实现就业升级。因此，就政府而言，一方面应该增加教育投入，构建多层次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提升劳动者技能；另一方面应该努力消除妨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各种制度性、地域性和行业性障碍，促进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和一体化。就劳动者而言，应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与能力，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劳动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