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洪光 周瑾（山东大学）、张媛媛（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张市化（南开大学），《经济评论》2022年第1期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刺激经济逆周期调整的常用财政工具。中国30多年的“增长奇迹”中，基础设施投资经历了持续的快速扩张。《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85—2015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从4.4%迅速提高到13%左右，尤其是在2009—2010年期间，为应对次贷危机蔓延造成的全球冲击，中国政府实施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政刺激项目，基础设施投资达到近2万亿元。当前面对新冠疫情冲击，新一轮财政扩张重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被认为是维持增长和保障就业的重要手段。一种论调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增长奇迹是典型的投资推动的“东亚模式”，并认为持续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正将中国经济推入险境。那么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过度投资了吗？尤其是在经济增长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升级的新常态下，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是有效的政策工具吗？

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经济增长质量，基于投资流量识别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并从挤出效应和乘数效应两个维度考察了政策工具的排他性和互补性。研究发现，当前的基础设施投资并未超出有效阈值，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使用地形复杂度与布伦特油价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并使用公路、铁网络增量作为基础设施投资的替代指标，重新进行上述检验，结果仍然稳健。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发现，危机期间基础设施投资的整体作用明显上升，对增长的可持续性作用进一步加强，但对增长的稳定性作用则略有下降。地区内部和邻近区域网络条件的作用检验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典型的网络效应特征，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与地区内部和外部基础设施密度均显著正相关。对竞争效应的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投资显著挤出了非生产性公共支出，间接损害了经济增长质量，降低了增长的可持续性。乘数效应检验结果则表明，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促进私人部门的消费水平，进而全面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上述发现从增长质量层面回答了对于基础设施投资效果的理论争论，可为当前应对外部冲击的政策实践提供实证参考。围绕基础设施是否过度投资的争论由来已久，部分文献基于数量视角的投入产出评估投资效率，从而得出过度投资的结论。但这类评价忽略了增长性质的变化，结果具有向下偏误的倾向。本文基于经济增长质量角度的研究克服了这一问题，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我们发现有三点重要的政策启示：一是当前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整体上并不存在严重的过度投资现象，作为重要的扩张性政策，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是逆周期调整的有效工具。二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对内、外部网络条件非常敏感，具有典型的网络效应特征。因此，应当结合相邻地区的整体网络条件进行系统规划，优先投资能够与外部网络联通的项目，依次向边际效应较弱的项目扩展，提高投资的持续性，形成有效网络。三是竞争和乘数效应结果表明，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确实产生了对私人部门消费的促进，间接提升了增长的质量，但另一方面，公共支出间存在明显的资源竞争关系，基础设施投资的大规模扩张在短期内可以作为应对外部冲击的有效工具，但在长期中则需要控制投资的规模，避免造成对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的挤压，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