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 李国成（北京工业大学），《经济评论》2022年第1期

    近年来，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正加速孕育形成。数字金融是金融领域的数字化，泛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融资、支付、投资和其他新型金融业务模式。随着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进步，我国数字金融得到迅速发展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数字金融发展革新了金融交易方式，产生了数字支付、数字投融资、数字货币、数字保险等新业务模式，使得居民持有金融资产的范畴不仅包括现金和债券，还包括数字货币和股票、基金、信托等多样的理财产品，这些新变化与凯恩斯、鲍莫尔、惠伦等时期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存在明显不同，改变了传统货币需求理论的现实基础。因此，数字金融发展是否会影响居民家庭的货币需求？具体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是什么？这成为当前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理论上，一方面，从技术进步推动金融创新的角度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影响货币需求是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一是20世纪60—70年代，计算机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产生了ATM机、借记卡、信用卡等金融产品，促进了金融电子化，降低了现金需求，产生现金替代效应。二是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技术与金融结合，产生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发展主要影响货币支付体系，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金利率等方式影响货币的交易需求。三是2009年以后，移动通讯、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进步，助推数字金融发展，进而影响货币需求函数的全局稳定性和边际稳定性，数字金融是技术进步与金融相结合的前沿创新，是影响货币需求长期且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从货币需求理论角度分析，鲍莫尔模型和惠伦模型为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分别证明了利率对交易性和预防性货币需求的负向影响。但是，数字金融发展使得原有理论基础已不适用于现实背景，有必要总结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经验规律，将数字金融因素引入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分析框架，提出反映中国特色的货币需求理论。这对理解我国货币需求新变化，有效发挥数字金融功能，运用新货币需求理论阐释我国金融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基于数字金融的消费信用和数字借贷功能，本文分别改进鲍莫尔模型和惠伦模型，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结合，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家庭交易性和预防性货币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降低了居民家庭交易性和预防性货币需求。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增加家庭网购参与，利用数字支付、消费信用和数字货币收益三大机制，强化替代效应，降低交易性货币需求；通过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加大转化效应，降低预防性货币需求。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与农村家庭相比，数字金融发展更有助于降低城市家庭的预防性货币需求；与低资产家庭相比，数字金融发展对高资产和中资产家庭预防性需求负向影响更显著。此外，脉冲响应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改变了我国货币需求结构，但利率的调节作用减弱了数字金融发展对货币需求结构的冲击效应。

    上述结论的政策启示如下：第一，发挥数字金融功能，推广数字支付方式，增强数字金融的替代效应，降低交易性现金需求，提高经济金融运行效率。第二，鼓励创新数字金融产品与服务，拓宽居民家庭投融资渠道，降低数字借贷成本，加大数字金融转化效应，促进居民家庭预防性货币需求向更高层次转化，降低我国居民储蓄率，推动消费升级。第三，加强农村地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农村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扩大数字金融服务范围，降低数字金融使用成本，保障低资产家庭的数字金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