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国群（北京大学）、李杨（北京工商大学）、费显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为何男方家庭支付更多的结婚费用 ——基于信号理论的解释》，《经济评论》2021年第5期

相比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最近三十年来我国城镇青年结婚消费中，男方原生家庭的支付比例在上升，而女方原生家庭的支付比例基本不变，前者支付的数额是后者的4~5倍。为什么结婚消费中的大部分费用由男方家庭支付？无论是社会学家从彩礼视角给出的结婚补偿说和结婚资助说，还是人口学家从婚姻市场性别失衡视角给出的婚姻竞争说和婚姻市场要价说，均存在一定的不足以完全解释之处。

基于我国男性婚姻挤压和女性在婚姻市场较男性处于更大程度信息不对称的双重事实，我们提出用经济学中的“信号发射”理论来解释当下我国城镇为什么男方原生家庭支付更多的结婚费用。具体来说，一方面，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在25~49岁之间的城市未婚人口中，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男性数量远多于女性。这种男性婚姻挤压导致婚龄女性及其原生家庭在婚姻支付中的话语权增加。另一方面，婚姻市场上本身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特别是女性看重的男性特征（如上进心、家庭责任感等）更加“隐性”和难以在短期内观察到，同时女性在亲本投资上比男性投入更多，因此，女性不仅在婚前处于更加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而且在婚后一旦婚姻破裂将面临更高的“善后成本”。为了消除女性在决定与谁结婚问题上的迟疑和犹豫，尽快与适意的异性进入婚姻殿堂，男方家庭需要发射“婚姻承诺信号”，即承担更多的婚房、彩礼、婚宴等婚庆消费支出，为消除女方的疑虑提供“承诺”或“担保”。

研究收集了2000—2019年结婚的中国不同层次城镇家庭分层抽样的婚庆消费数据，并验证了基于上述逻辑推出的一系列研究假设。具体而言，男女双方从相识到结婚的时间越长，信息不对称程度下降，男方家庭支付的结婚费用比例下降；女方能力越强（如学历越高或收入越高），婚姻担保的需要下降，男方家庭承担的结婚费用比例随之下降；男女双方学历匹配程度越高，男方家庭支付的结婚费用反而下降，原因是在男方“向下婚”的情况下，女方要求提供婚姻担保的动机更强烈；购置了婚房的家庭，虽然男方家庭总体结婚费用支出增加了，但在结婚总费用中承担的比例则会下降，可能的原因是女方家庭此时也会相应增加“投入”，尽管“投入”的额度不及男方家庭；当“婚房”由于法律规定的改变导致其信号或“担保”作用减弱，女方会要求更大“额度”的婚姻担保，由此导致男方家庭的结婚费用支出增加。

研究的贡献体现在：首先，与结婚补偿说、婚姻资助说、财产继承说等聚焦彩礼、嫁妆等某一方面的结婚支出不同，我们把所有与结婚消费相关的支出全部纳入考察范围，从更加综合的视角审视结婚消费现象及费用分摊。换言之，相较现有关于彩礼和嫁妆等方面的理论， “信号发射”理论解释范围更加宽广。其次，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既包含了婚姻竞争说的解释，还可以更好地解释现有文献与现实冲突的一些事实，同时提出学历匹配反而导致男方家庭有可能减少结婚费用支出以及男女恋爱时间长短、间接结婚费用（尤其是婚房支出）对男方结婚费用支出的影响等新假设，从而更具有包容性和解释力。最后，研究发现，“婚房”等间接结婚支出，比“婚宴”等直接结婚支出，具有更强的信号指示作用，而且法律对“婚房”归属的界定和调整会对“婚房”的“婚姻担保”作用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