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珣（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马思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评论》2021年第2期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阶段，前期粗放型经济增长引致的结构性问题逐渐凸显，实体经济长期疲软、杠杆率高企和经济“脱实向虚”等问题日益发酵。杠杆率长期居高不下引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2008—2015年期间，杠杆率年均上升速度超过12% 。2015年12月“去杠杆”政策提出以后，调整经济结构、降低负债结构成为监管部门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从监管部门调控的效果来看，2018年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实现了2011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从结构上来看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杠杆率下降趋势并不明显，非金融企业去杠杆力度较强。去杠杆方面，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国非金融企业出现了严重的杠杆分化问题，主要反映在国有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民营企业杠杆率明显下降。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提高金融调控的有效性，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2018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因此，去杠杆阶段已经由总量性去杠杆向结构性去杠杆阶段过渡。那么，银行信贷所有制歧视行为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杠杆分化是否存在关联？货币政策如何影响信贷配给与非金融企业杠杆分化之间的动态关系？

研究发现：第一，银行信贷歧视会加剧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杠杆分化程度，并且这种效应存在企业和地区层面异质性，具体表现在银行信贷歧视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杠杆分化之间的正向关系在存在政企关联、政府补贴的企业和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低、行政审批复杂以及融资成本高的地区更为显著。第二，货币政策紧缩程度的提高会进一步加剧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杠杆分化现象。第三，货币政策适度性、银行家信心指数和央行沟通有效性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弱化紧缩性货币政策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杠杆分化之间的正向关系。第四，银行信贷歧视主要作用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金融性杠杆分化，而对经营性杠杆分化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且这种效应在货币政策紧缩或宽松时期均显著存在。我们从异质性企业结构性杠杆分化的视角识别出了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融资优势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从而为现阶段经济“脱实向虚”提供了微观证据。

政策建议在于：第一，消除银行信贷歧视行为，加强信贷资源分配的市场化程度，抑制金融中介倾向性资源配置引致的金融错配问题，以期从根源上消除金融资本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低效配置带来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杠杆分化问题。第二，增强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性，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从而发挥货币政策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企业投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三，加强央行沟通的有效性，充分发挥央行沟通在引导市场预期中的重要作用，减轻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平稳增长的不利冲击。第四，完善企业实体投资环境，强化财务报表披露机制，加强金融监管，抑制经济“脱实向虚”趋势，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