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昕东  王烨（华侨大学）

《隔代照料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经济评论》2021年第1期

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保障带来重大挑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从2012年开始逐年下降, 截至2018年已减少超过2600万人，我国人口发展处于重要转折期。同时，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2018年人口出生率仅为10.94‰，自然增长率仅为3.81‰。持续的低生育率又将在长期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进一步对劳动供给产生不利影响。为了改善人口年龄结构并促进人口均衡发展，2016年我国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但根据历史经验，生育率与劳动参与率在短期内会存在负向相关关系，原因在于生育率的提高会增加育儿工作总量，并加剧工作时间与育儿时间的分配冲突。在高出生率与高劳动供给率互相矛盾的情况下，改善家庭抚养模式或可成为促使二者同时提高的可行解决途径。

隔代照料是一种家庭内部非正式的幼儿抚育分担方式，传统儒家文化和家庭结构使我国家庭内代际互助频繁，三代同堂或同地照料已成为很多年轻夫妻生育后的选择。在2016年以前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家庭内部对生育数量的决策空间较小，隔代照料很难影响生育数量，其对育儿工作的分担为更多年轻父母（特别是母亲）提供了参与工作和延长工作时间的机会。而在2016年以后的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根据经验判断，当个体家庭在生育数量方面具有了一定决策空间时，隔代照料在直接促进年轻父母参与工作的同时，也会促进二孩生育，而增加的二孩抚育工作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反向抑制年轻父母参与工作的概率和强度。因此，深入研究和理解新形势下隔代照料对年轻父母参与工作的概率和强度的间接影响及总影响，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

我们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第一，隔代照料可分担育儿压力，直接提高了年轻父母参与工作的概率，同时隔代照料也促进了二孩生育，增加了育儿时间总量，从而抑制了年轻父母参与工作，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隔代照料对年轻父母参与工作概率的总影响仍为正向；第二，对于已参与工作的年轻父母，二孩生育也使其育儿经济负担加重，家有二孩的就业人员更倾向于延长工作时间，隔代照料不仅通过分担育儿压力直接促进了已工作的年轻父母延长工作时间，也通过促进二孩生育对已工作父母的工作强度有间接的积极影响；第三，隔代照料对女性参与工作概率和工作时长的影响强度远大于其对男性工作方面的影响强度，这说明即使在父母双方共同照料子女的比例越来越高的大环境下，女性在幼儿抚育方面承担的工作量也远大于男性，隔代照料作为育儿压力分担方式对女性参与工作概率和工作时长的影响更强烈。

隔代照料既可促进二孩生育又可提高年轻父母参与工作概率和工作时长，对于我国劳动供给的长期良性发展和短期提高都具有积极影响。因此，在我国公共托育服务（特别是幼儿托育服务）仍不足的情况下，对于祖辈健康且有余力的家庭，隔代照料值得提倡。但这种家庭内部的代际帮扶不仅需要家庭内部的权衡安排，其良性发展还需要政府、社区和社会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事实上，虽然隔代照料在我国较为普遍，但仍面临诸多困境，尤其是对于流动人口家庭。因此，家庭帮扶政策制定应当是今后政策制定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考虑内容。此外还应加强社会组织建设，依托社会力量关注留守儿童问题、承担孙辈照料工作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问题以及随迁老人的异地融入度和生活便利度问题，从而充分消解不利于隔代照料顺利进行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