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才辉  郑洁  林毅夫（北京大学），《经济评论》2021年第1期

中国的高储蓄率现象长期以来备受关注，也备受“诟病”。国际学术界与政策界大都以美国作为参照系，对该现象的普遍认识就是由于各种扭曲尤其是政府干预导致的“异常高的储蓄率”，认为中国实行的“高储蓄、低消费”模式，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这种认识也蔓延到国内，造成一种中国高储蓄率是不好的“弊端论”思潮，“高储蓄高投资”的中国发展模式受到广泛的批评，被认为需要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型，并逐步影响到国家政策。与之相反，我们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现象是快速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合理现象。

对于如何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现象，基于经典消费理论与中国特殊因素的视角催生了大量的理论假说，比如文化习性假说、饥荒经历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竞争性储蓄假说、流动性约束假说、人口结构假说、老年人消费认知能力假说、国企扭曲假说、高房价假说、公共财政假说、剩余劳动力假说，等等。然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却是二战后13个发展典范的特征事实之一，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储蓄率很接近，但20年之后东南亚的储蓄率比拉丁美洲高20个百分点。因此，各种求助于特殊因素的解释又缺乏理论一般性而经不起推敲，不具有一般性。然而，主流理论却难以给出一般性的解释，于是中国和东亚的高储蓄现象遂被称之为“高储蓄率之谜”。

基于跨国和中国的历史长期经验特征事实，我们应用新结构经济学解释了“高储蓄率之谜”，提出了一个不同于缺乏结构的主流消费和储蓄理论，即新结构储蓄理论假说：如果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变迁遵循由其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那么其可供储蓄和投资的经济剩余将最大，储蓄与和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最大，储蓄倾向和投资倾向也最大，总的储蓄率也就越高；反之，则相反。该新结构储蓄理论假说非常吻合中国储蓄率变迁的长期历史模式。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历史分界，在此之前的20多年国民收入水平和国民储蓄率都十分低下，而在此后的20多年间国民收入水平和国民储蓄率都急速攀升。改革开放之前的20多年间居民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相对政府储蓄率都非常低，国民储蓄率主要由政府储蓄率构成；与此相反，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间，政府储蓄率大幅度下降，而居民和企业的储蓄率大幅上升，国民储蓄率主要由企业和居民部门储蓄率构成。按照新结构储蓄理论假说的解释便是：在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计划经济时代，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使得生产者不具备自生能力，无力创造经济剩余，甚至无法获得覆盖成本的投资回报，居民和企业都无力也不愿进行更多的储蓄，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又必需高额的资本投资，这种状况下就只有依靠政府的强制性资源动员和强制性储蓄，政府部门的储蓄率必然占据主导。与此相反，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采取渐进双轨的方式进行转型，一方面放开发展符合当时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对历史遗留的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继续予以转型期的保护补贴。这种发展战略转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但创造了大量可供储蓄的经济剩余，而且符合比较优势部门的生产者具备自生能力，其投资回报率较高，推动了居民部门较高的储蓄率。与此同时，政府继续予以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转型期保护补贴，随着资本迅速的积累，国有企业也逐步获得自生能力，开始创造经济剩余，并且其投资回报率也较高，从而推高了企业部门储蓄倾向，而政府储蓄率逐步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