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斌（东南大学）、刘慧（苏豪控股集团），《经济评论》2020年第6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反腐败斗争提到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201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但“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2019年1月13日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强调，“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事实上，强化不敢腐的震慑与扎牢不能腐的笼子主要依靠制度的设立与执行，而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性则需要彻底清除腐败文化。“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相对而言，腐败文化的清除更为困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通过五到十年即达成“不敢腐”和“不能腐”的目标，但却花费了数十年时间才根除原有腐败文化，实现“不想腐”的目标。由此可见文化反腐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更多的努力与更细致的工作。在此背景下，我们聚焦经济活动的基本组织企业，研究组织的腐败文化对其经营行为的影响，探讨腐败文化对国民经济基本细胞的作用机制与后果，以期为文化反腐提供坚实的研究基础。

具体地，我们基于企业文化与政府腐败的相关理论，采用2012—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上市公司高管背景构建公司腐败文化指标，选取违规处罚和盈余管理作为公司不当行为的典型代表，先后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公司腐败文化与其不当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腐败文化盛行的企业不当行为明显加剧，企业腐败文化越严重，其越可能发生违规以及盈余管理行为。同时这一关系还具有异质性：相较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腐败文化与不当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更为显著；而相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腐败文化与不当行为之间的关系也更为显著。研究发现，腐败文化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影响公司不当行为的发生：第一，其作为选择机制影响公司高管的任用，吸引与公司腐败态度相似的高管加入。第二，其会通过群体规范超越个人价值观，对公司高管个体行为产生直接影响。腐败文化通过这两种渠道作用于高管行为，进而影响公司的决策行为。我们的研究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从研究结论来看，营造风清气正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正面影响。广大企业应注重企业廉洁文化的培养，树立“宁向直中取，不可曲中求”的正确经营理念，积极引导企业员工遵纪守法，诚信经营，打好“不想腐”的根基。同时在制度层面，构建合理的内部治理结构，保证企业“做正确的事”“选合适的人”，筑牢“不敢腐”“不能腐”的防线。从更深层次出发，腐败文化的盛行，根源在于腐败现象的存在。政府应该持续加大反腐败力度，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摧毁腐败文化滋生的温床，树立“俭以养德，廉以立身”的廉洁文化，从根源上阻断腐败民俗化的蔓延。另外，加强市场监管，提高企业违法违规成本，有效增强监管震慑力，也是构建正确企业文化的有益助力。